Photo by CDC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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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實踐了太空旅行,卻擺脫不了傳染病的威脅。全球化消弭了疾病散播的界線,社群加深了恐懼,歷史不斷證明,政經情勢極有可能一夕劇變,人性面對更嚴格的試煉。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SARS、伊波拉、流感病毒、H1N1……
瞭解,就是處理恐懼最好的方式。

大部分,甚至所有獨特的文明傳染病,都可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由於人類和家禽、家畜的接觸最密切,因此目前許多常見的傳染病,都發現與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關,這點並不令人訝異。

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或犬瘟熱有關;天花則已確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動物傳染病密切相關;至於流行性感冒,則是人豬共通。的確,按照正統教科書的記載,目前人類和家畜動物的共通疾病數目如下:

家禽 二十六種,鼠 三十二種,馬 三十五種,豬 四十二種,羊 四十六種,牛 五十種,狗 六十五種。

這些疾病有許多重疊之處,因為除了感染人類之外,同一種傳染病常常也會感染好幾種動物。此外,由於某些傳染病非常罕見,而有些又非常普遍,因此單看上述統計,並不是很有意義。話雖如此,重疊數量還是能夠暗示我們,人類和家畜動物間的疾病關係有多麼錯綜複雜。而且它也明白顯示出,人與動物的密切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除了源自家畜動物的疾病外,人類也可能因為捲入某些野生動物的疾病循環中而致病。譬如,源自穴居齧齒動物的淋巴腺鼠疫、來自猴子的黃熱病,以及來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這類險惡傳染病的例子。

寄生物在新宿主之間轉移的情況,從來不曾停止過,即便在近代也一樣,有時甚至造成突發、劇烈的後果。例如在1891 年,牛瘟席捲非洲,殺死大量牧牛、羚羊和其他野生動物;但這次疫情實在太突然且太慘重(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反而使疾病本身沒法發展成地方性疾病。相反的,它在幾年後就消逝無蹤,理由恐怕是因為缺乏還活著的易染病有蹄類動物可供感染。

1959年,一種名叫歐尼恩熱病(O'nyong nyong fever)的人類新疾病,出現在烏干達,很可能源自某種猴類病毒。這種疾病傳播得又快又廣,但是在本案例中,它對人體造成的影響卻很輕微,而且能引發適度的免疫反應,因此復原也很快。結果,歐尼恩熱病和牛瘟一樣,也沒能發展成地方性的人類傳染病。相反的,它神祕的消失了,就像當初它神祕的出現般。也許歐尼恩熱病是撤退回樹冠區域了,那兒很可能是它的發源地。

十年後的1969年,另一種遠較歐尼恩熱病更致命的疾病,出現在奈及利亞,稱為拉薩熱(Lassa fever),這是由醫療站裡最先發現它的一群西醫命名的。這種新疾病最後在1973年追蹤回齧齒類動物身上,牠們可能是該寄生物的主要宿主。因此,適當的防疫措施於焉展開,以壓制這種疾病。

當某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數大量增加,同時又栽種及畜養了某些新的植物及動物,我們不難想像出一連串以下的情節:傳染病必定會反覆由動物宿主轉移給人類,尤其是那些與人類有密切接觸的家畜動物。

當然,這類感染可以多邊進行。譬如,人類有時也會把疾病傳給家禽、家畜。同樣的,在家畜、家禽和野生動物之間,不論是同種或跨物種,都有可能互換傳染病,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

換句話說,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布模式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占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人類的成功意味著,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卻增多了,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因為只需要侵入一種物種,就能大肆繁殖;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在侵入宿主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週,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

微寄生與巨寄生異曲同工

在繼續討論疾病史之前,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在傳染病的微寄生,與人類政治、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頗有類似之處。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財富及技術之後,戰爭與掠奪才有可能成為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業。但是,在以武力奪取農糧時,如果餓死了太多農事勞動者,將會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巨寄生形式。然而,這類事件的發生率,頻繁到足以拿來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襲做比較,那次大流行摧毀的宿主數量之多,使得任何穩定、持續的傳染病模式,都無法建立。

在文明史早期,成功的掠奪者漸漸變成征服者,也就是說,他們學會了如何打劫農民:搶走部分農穫,但不能全部拿走。在嘗試過幾次錯誤之後,自會出現平衡之道。因此,農人學會生產超過他們維生所需的糧食作物,以便在這樣的掠奪下,求取生存。

這種生產過剩,也許可以視為對抗人類巨寄生的「抗體」。成功的政府能令繳交租稅的人民,具有對抗重大掠奪以及外來入侵的「免疫力」,方式就好比輕微感染能夠使宿主擁有對抗致命疾病的免疫力一樣。疾病免疫力的形成,是藉由刺激抗體的產生,並將其他生理防禦能力提升起來;而政府在提升「免疫力」以對抗外來巨寄生時,採用的方法是刺激食物及原物料的產量,以便供養大量武裝精良的軍人。

上述兩種防禦反應都會造成宿主的負擔,但是比起反覆遭受突如其來的致命災難,這份負擔可以說是輕多了。

建立成功政府的結果是:創造出一個相對於其他人類社群來說,更為強大可怕的社會。訓練精良的軍人,幾乎輕而易舉就能擊敗那些整天忙著生產或尋找食物的人。此外,我們很快將討論到,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病得恰到好處的社會,讓已成為地方病的病毒及細菌感染,能藉由不斷侵入易感染的個體,持續激發抗體形成,這樣的社會比單純、健康的人類社會更為強大可怕。因此,導致強大軍隊和政治組織形成的巨寄生,可以對應到導致人體產生免疫反應的微寄生。換句話說,把戰爭和疾病連在一起,不只是巧妙的比喻,因為傳染病是如此接近並尾隨在軍隊身後。

>>本文摘自《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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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作者:麥克尼爾

出版社:天下文化

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40年,1987年退休。麥克尼爾教授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包括《世界史》(A World History)、《西方文明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人類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權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等。他所著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曾於1964年榮獲美國國家書獎,在歷史理論領域有顯赫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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