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2_Photo by Annie Spratt on Unspla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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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和公司的總裁兼營運長蘇珊一同到軍事基地布雷格堡(Fort Bragg)帶領導力課程。那次的課程很棒,我像軍人般迅速確實的協調好所有事宜。我們的計畫是,課程結束後立即驅車前往一百二十公里外的羅利達拉姆國際機場,歸還我們租的車,吃個簡單的午餐,然後在登機前九十分鐘來到登機門。我考慮過所有可能的突發狀況,也查過飛航時間歷史資料,我很篤定自己來得及回家,去為艾倫的重要比賽加油。

蘇珊和我打算在比賽開始前兩小時抵達休士頓,這樣我還有時間回家換衣服,把二十個人頭舉牌拿上車,再衝到球場參加艾倫畢業前最後一次的主場比賽。(人頭舉牌是將球員的大頭照放大成九十公分高、六十公分寬的大小,製作成舉牌,讓看台上的家長用來為自己的孩子加油)這是艾倫高中生涯最後一次的曲棍球比賽。比賽中場會舉行慶祝儀式,讓家長獻花給即將畢業的女兒,陪她們走過球場。

我們的排隊隊伍一直沒有前進的跡象,此時登機口的地勤人員廣播,基於機械因素,班機延誤十分鐘。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抓了六十分鐘的緩衝時間,如果飛機延誤九十分鐘,我就啟動備援方案:直接從機場到球場,讓朋友幫我把人頭舉牌送過來。

二十分鐘後,我看到機長在和登機口的地勤人員說話,我猛然抓住蘇珊的手臂。她被我嚇了一跳,低聲對我說,「有什麼不對勁嗎? 發生了什麼事?你還好嗎?」

我不想引起騷動,於是低聲跟她說,「他們打算取消這班飛機。你現在立刻用筆電預訂時間最接近的航班。」

蘇珊有個最大的優點:她總是使命必達。在街上打群架時,你會希望她是站在你這一邊。蘇珊二話不說立刻開始訂位,但我們離開北卡羅萊納州的唯一飛法是先飛到亞特蘭大,再轉機飛到休士頓,大約在晚上十點可以抵達休士頓。訂完機票後,她問我,「你為什麼認為他們會取消這班飛機?」

我還來不及回答,登機口的地勤人員就開始廣播說,本航班基於機械因素被迫取消。所有的乘客聽了之後立刻蜂擁至航空公司的櫃檯。蘇珊和我找了個地方坐下來,我們立刻打電話回休士頓的辦公室,那裡的三位同事即刻開始想辦法,設法讓我趕上艾倫的比賽。四十五分鐘後,蘇珊看著我說,「真的非常抱歉,我們趕不上去看比賽了。」

她抓住我的手臂。「我們試過所有的方法了。真的很抱歉。」

我開始喃喃自語,「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當我不知所措時,我會習慣性一直重複這句話。

蘇珊直視我的眼睛。「我們沒辦法在十點前回到家了。」

我開始啜泣。哭到連周遭的人都忍不住看我一眼。蘇珊對於我在公共場所失態一點也不在意,這使我深刻感受到她的同理心。更重要的是,她並不試圖挽救情況。她只是說,「這真的很糟,搞什麼東西。如果有用的話,我願意陪你走回休士頓。」

「怎麼會這樣?」我再度喃喃自語。

「我知道這對你來說是大事。實在糟糕透了。我的心和你一樣痛。」

「這對我真的是大事。」我彷彿沒聽到她剛才用各種方式傳達給我的訊息。

蘇珊看著我並說,「是啊,這是很大的事,是超級重要的大事。你已經盡了全力想要趕回家,今天晚上的活動很重要。」

當我們看到某個人在難過時,我們往往不敢說,「是的,這種感受很痛。是的,這是件大事。是的,情況糟糕透了。」我們以為我們的責任是做一些挽救措施,於是設法淡化痛苦。蘇珊並沒有將我的痛苦輕描淡寫的帶過,她很勇敢的反映出我的感受——我因為不能出席女兒的重要活動而崩潰。她沒有選擇讓自己好過一點,而是選擇同理我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我的心也碎了。」她一針見血的點出了我當下的心痛。現在回想起來,我發現我之所以那麼難過,一方面是因為那是個重要的比賽和特殊的儀式,一方面是因為艾倫幾個月後就要離家去上大學,這是她告別高中歲月的第一個正式儀式。那是層層堆疊的悲傷。

我對蘇珊說,「我知道就大局來說,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當我看到別人在機場痛哭,我總是會想像他們可能經歷的事,然後試著向他露出「我懂你的難過」的微笑。這又不是喪禮、車禍,或是什麼可怕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了。」

蘇珊不允許我沉浸於比較性苦痛(comparative suffering)。她不淡化我的痛苦,也不坐視我將痛苦排出順序:「不對,事情不是那樣。不過這是大事,是令人難過的事。」

我從研究得知,比較性苦痛與痛苦排行可能帶來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同理心的數量是有限的,就像披薩一樣,當你把同理心用在某些人身上,其他人能得到的同理心就會變少,那麼我們或許有必要比較誰受的苦比較多。所幸,同理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你用得愈多,同理心就愈豐沛。這代表我們可以對所有的苦難施予同理心,而且沒必要加以排行和限量供應。

蘇珊那天以實際行動向我展現同理心。在別人悲傷難過的時刻,我們的工作不是挽救情況,而是和對方的情緒連線,站在對方的立場看事情。同理心不是與某個經驗連結,同理心是與「支持某個經驗的情緒」連結。

經常有人問我,當他們沒有經歷過別人所經歷的痛苦時,要如何展現同理心? 同理心是和「某個經驗底下的感受」連結,而不是和那個經驗本身連結。只要你曾經感到悲傷、失望、自卑、恐懼、孤獨或是憤怒,你就有同理的能力,只不過需要鼓起勇氣練習與培養同理的能力。

再回到我的故事。我知道我的哭法會引起側目,於是我跑到名為「人生真美好」的機場商店裡,找了一個角落躲起來哭。我躲在T恤架的後面,傳訊息給艾倫,告訴她我趕不上她的比賽了。我想過打電話給她,但我不想在電話裡崩潰,影響她的比賽,所以最後選擇傳訊息給她。不用說,她回傳給我的訊息裡滿滿都是愛:

很遺憾你的飛機被取消了。說真的,我知道你現在很崩潰,但這只是一場比賽而已。你已經看過我比賽一百次,你時常陪我練習,強迫我去參加我不想參加的營隊,為我辦了好幾次派對,還帶我所有的隊友出去玩。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我很愛你。我會請爸多拍一些照片。

在飛回家的途中,我有好幾次看著手表淚崩。蘇珊只是緊緊抓住我的手,對我說,「我知道。」她真是個天使。大約在八點半左右,我對她說,「比賽已經結束了。」她看著我說,「我們收到照片了嗎?」她說「我們」。她不是說,「這實在很難熬,但幸好已經過去了。」她說的是,我們收到照片了嗎? 她沒有抽身,因為我的狀況還沒解除。情況非常難熬,但我從不感到孤單。

同理心是一種選擇,是一種令人感到脆弱的選擇,因為假如我選擇透過同理心與你連結,就必須先與我自身經歷過的類似感受連結。面對難以啟齒的對話時,當我們看見對方的傷痛或苦楚,出於人類的本能反應,我們一定會試著挽救情況。但同理心無關補救,而是鼓起勇氣選擇和對方一起待在情緒的黑暗角落,不急著去開燈,讓自己好過一些。

假如我告訴你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我寧可你對我說,「我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但我很高興你跟我分享這件事。」事實上,你做任何反應都無濟於事。情感連結是唯一的療癒之路。

如果把受苦的人比喻成掉進洞裡,同理心指的不是你也跳進洞裡,承擔那個人的情緒,或是替那個人擔起苦難,設法解決問題。假如你替別人擔起他的苦難,那麼洞裡就變成有兩個人,這對解決問題一點幫助也沒有。此時底線就顯得很重要。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展現同理心,就必須知道我們和對方之間的界線在哪裡。

>>本文摘自召喚勇氣:覺察情緒衝擊、不逃避尖銳對話、從心同理創造真實的主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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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芮尼.布朗 Brené Brown

社會工作師,在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任教,是赫芬頓基金會(Huffington Foundation)贊助的社工研究所教授。

她花了二十年時間研究勇氣、脆弱、自卑和同理心。她的著作五次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首,包括這本書,以及《做自己就好》、《勇氣的力量》、《脆弱的力量》、《不完美的禮物》。她的TED演說「脆弱的力量」是TED網站上觀賞次數最多的前五名影片,觀賞次數超過四千萬。布芮尼目前與丈夫史蒂夫和兩個孩子(艾倫和查理)定居德州休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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