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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男人心中都藏著一名厭女者嗎?絕非如此。厭女不是病態心理、不是人格問題,更非「男性專屬」,它是結構的打手、父權的機器,是一個強制女性不得踰越本分的執法機構──而99%的人都深受其害,無論男女。而本書為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凱特‧曼恩一槌定音之作,以女性主義分析哲學角度出發,另闢開創性觀點,且大幅討論知名社會與政治案例,將過去許多曖昧難辨的厭女現象解析得更為透徹,不僅翻新了社會大眾對「厭女」一詞的既定刻板印象,更指出過往相關解釋的偏誤與不足。

二○一六年三月,在一場由克里斯.馬修(Chris Matthew)主持,並於後續的總統初選過程中迅速贏得了昭彰惡名的MSNBC電視台訪談中,川普犯了一個錯誤。他(在稍微猶豫後)承認了一件大多數共和黨員至今只敢暗中盼望的事,那就是:依據他們所聲稱對生育權(或再一次的,缺少生育權)的看法,試圖尋求或獲得非法墮胎服務的「女性們將會必須受到某種形式的懲罰」。正如一名政治人物隨後以一種不尋常,且在我看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坦率態度所言:川普可能是共和黨員中最無法無天的人,但他說出了他們所有人所相信的事情;他們想要墮胎變得不合法,而且他們想要懲罰女性和醫師。川普犯了罪,他告訴人們〔共和黨員〕在想什麼。

上面提到的政治人物是希拉蕊.柯林頓,這是她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場選舉造勢活動上的發言。

柯林頓是對的。雖然這類主張可能並不明智,但提出它們也很重要,而不是繼續假裝這純粹是倫理與宗教上的問題,如同某些哲學家為了辯證而傾向於採納的立場。我相信,就此辯論的整體框架來說,繼續裝模作樣為時已晚(雖然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在此框架中提出特定的主張)。因為一系列強而有力的作為,墮胎已經變成了一個深刻的女性主義議題,這些作為計畫並試圖執行官僚主義式的社會控制,拒絕給予有需要的女性健康照護,即使這麼做有可能置她們於死地,例如當由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通過了第三五八號法案的時候。該法案允許醫師們基於個人良心,寧可放任女性死亡,也不施行緊急墮胎手術。當時,該法案很顯然會遭到否決,因此,它最重要的目的看似是表達出一種渴望或幻想;此外,當我們如今回顧時,它也構成了一個警告。

那是二○一一年所發生的事,但如同耶魯法學院教授瑞娃.席格(Reva B. Siegel)所完整記錄的──其中部分內容乃是和普立茲獎得主、《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琳達.葛林豪絲(Linda Greenhouse)的合作成果──「反選擇運動」的政治根基以及它與主流基督教之間的脆弱關係卻有著更久遠的淵源。葛林豪絲和席格(2010)指出,一個過去僅僅被嚴謹天主教徒所採納的立場,被刻意地挪用為尼克森「南方策略」的一部分,好協助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在羅案判決的前一年)贏得選舉。

在一篇刊登於雜誌《紐約》(New York)、名為〈尼克森將如何贏得選戰〉(“How Nixon Will Win”)的文章中,身為南方策略主要規劃和擁護者之一的凱文.菲利浦(Kevin Phillips)說明了反對墮胎(還有迷幻藥〔LSD〕和赦免逃避兵役者)背後的理由依據。席格(2014)將菲利浦的看法總結如下:「墮胎權⋯⋯ 確認了傳統社會角色的崩壞,也就是男性要做好在戰爭中殺戮和死亡的心理準備,而女性則要為婚姻⋯⋯ 和母職守身。」

因此,若希望動員勞工階級的白人男性反對一個對女性解放而言重要且有力的物質手段和文化象徵,就必須刻意地擷取天主教整套教義中的一部分,它們在形上學與道德方面具有高度的指向性,而且錯綜複雜。根據席格對菲利浦的論述所做的重建,這乃是為了獲得犬儒主義式的政治甜頭。

對天主教意識形態的挪用也並未止步於此。「生命乃從受孕開始」的想法是直到近期才為人所宣稱,但是自那以來,隨著多州提倡對人格性進行修訂,已有無數人嘗試把這份想法在法律中發揚光大。無論這些努力最終是否成功,多年以來,生育權在美國遭受了來自共和黨員們系統性的、史無前例的攻擊,這些攻擊在近期又更加劇烈。全國的墮胎診所紛紛因為限制而關閉,墮胎服務提供者經常指控這些限制缺少確實的醫學考量;診所的工作者被要求具有在醫院安置病人的權利,而診所本身則必須符合外科手術等級的標準,例如走道必須足夠寬敞,以便讓兩張輪床可以同時並排通過。結果是,在撰寫本書之際(二○一七年二月),美國國內中部的五個州裡分別都只剩一間墮胎診所,而「停止資助生育計畫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則是共和黨在二○一六年大選後所公布的第一項舉措。

因為這些和其他對墮胎服務的阻礙,例如強加等候期、在手術前必須要有多次回診、難以成功及時預約,以及許多州內針對二十週後墮胎的嚴格規定,許多女性因此求助於非法的、由密醫或自己動手的墮胎措施。這樣的結果是,母親的死亡率一路提升──在德州,自從生育計畫聯合會的經費資助於二○一一年被取消開始,死亡率已然成長兩倍。

許多女性的經驗相當悲慘,即使那些健康、未受危害的人也是。有一名已經開始流產的女性仍然必須產下胎兒,儘管胎兒還有心跳,但先前就已因為嚴重的先天疾病被認定一旦離開子宮便沒有存活可能。即使胎兒的雙腳已經開始伸展,死產無法避免,這名女性仍被醫院趕回家數次。這情況持續了四天,直到她自然破水;她曾數次尖叫尋求醫師的協助,但醫院卻不得施行緊急墮胎手術,因為她的孕期剛過二十週,已經超出了德州的「胎兒疼痛法」(“fatal pain” law)所規定可以執行手術的時間點─即使在這類的緊急情況之下。證據顯示,胎兒在第三孕期──也就是第二十七週──之前並無法感受到疼痛。

施行這些限制的同時,某些州也在已經很普遍的重殺人罪外引進了針對殺害嬰兒的法令。在印第安納州,頭兩個因為殺嬰罪而被起訴的人─帥貝貝(Bei Bei Shuai)和泊威.裴塔(Pavi Patel)──是亞裔美國人,住在一個亞裔美國人只占總人口不到2%的州內。一些倡議工作者表示,因為人們對她們家族(或在帥貝貝的情況裡,是她個人)原生國的刻板印象,包括──令人啼笑皆非地──這些國家對女孩與女人的貶低,還有以性別為選擇條件的墮胎行為,導致這些女性特別容易遭受不正當的猜疑。

裴塔的案例登上了頭條。她因為使用網路上購買的藥物自行墮胎與拋棄胎兒而遭逮捕、起訴與判刑。根據裴塔的證詞,胎兒於二十三或二十四週間(在某些州內,此時墮胎仍為合法)出生時已經死亡;本案件的事實在法庭上受到爭辯,該州的專業證人作證指出,其胎兒出生時的週數比裴塔所說的多了一到兩週,而且當時已經開始呼吸。然而,倡議工作者兼學者迪帕.艾耶(Deepa Iyer)表示:「裴塔的判決等於對一個流了產然後尋求醫療照護的人進行懲罰,沒有女性應該擔心自己會因此入監服刑。」因為印第安納州反覆且可能刻意以此法針對亞裔美國女性的舉措,艾耶決定投身此案。

裴塔於二○一五年三月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她坐了一年四個月的牢,直到她成功於印第安納州的最高法院贏得上訴。然而,如今有多少女性將會因為擔心被逮捕、起訴和監禁,而在類似情況下(大量陰道出血)、甚至是在流產之後,逃避去急診室就醫?更有甚者,這條法律在執行時隱約帶有種族歧視的本質;隨著褐色身體們被當成用完即丟的物件,作為給其他女性的一個教訓,這生動地示範了性別歧視、厭女情結和種族主義之間的糾結牽連。但,令人感到羞恥的是,這僅僅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

因此,在保守智識下,女性已經會因為墮胎而受到懲罰。當然,他們是不會這麼說的;當談到懷孕女性和胚胎或子宮中的胎兒時,「愛他們雙方」是一個老套的說法。但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愛,它甚至可能會強迫強暴或亂倫受害者懷胎直到足月;正如女性主義哲學家安.卡德(Ann Cudd, 1990)所說,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愛,它還會強迫女性懷孕。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愛,它使得三分之一的美國女性犯下殺人罪,並在集體層面上犯下了種族滅絕罪。曾因其道德領導能力而受到另一位共和黨二○一六年的總統初選參選人泰德.克魯茲稱讚(Ted Cruz)的福音教會反選擇極端人士,特洛伊.紐曼(Troy Newman),清楚地表達了這個針對墮胎女性的灰暗觀點;紐曼在他的著作《他們的血哭乾》(Their Blood Cries Out)(2000)裡寫道:藉由直接將墮胎和其他形式的預謀委託殺人進行比較,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它們原則上並沒有差別。然而,在我們的社會裡,一個墮胎的母親被視為是不可批評的,但任何一個殺害了其他家庭成員的母親都會被指出,她們究竟是什麼:殺人犯。

在名為「殺人的媽媽」的章節中,紐曼繼續寫著:在我們當前的社會氛圍裡,我們可以接受把墮胎的責任歸咎到施行手術者身上、社會上鼓勵墮胎的自由主義者身上,以及允許墮胎、甚至為其支付費用的立法者身上,但母親是唯一一個我們不能指控有罪的人。諷刺的是,她才是那個最需要看見她做了什麼的人⋯⋯

即使是在「支持生命」運動裡,那些採取直接行動拯救生命的救援者想要把墮胎稱為謀殺,但他們對於要當著母親的面稱她為殺人者卻也感到猶疑不定,因為擔憂會冒犯了她與「政治正確」的群眾。但藉由當面質問母親她的罪行,我們的目標在於讓她看見她的行動所造成的邪惡。如果不與她對質,我們便阻止了她導向悔悟和最終修復的機會。

回顧這些觀點,我們可以看見,事實上,川普所提出的給予墮胎女性懲罰的說詞,並非如柯林頓所說的,是保守派對此議題看法中最誇張的版本。川普至少願意接受、甚至假設,即使墮胎被禁止,有些女性仍會試著如此做,就算共和黨人士們宣揚著舉世無雙的愛,就算他們拒絕提供物質上的支持給那些必須在缺少適當的物質、社會和財務資源的情況下仍懷孕到足月的女性。藉著將這些女性從論述中消抹掉,反選擇運動裡的其他人基本上是在抗拒這股合理壓力,不承認她們將必須受到懲罰。有時候,他們似乎認為,這樣的女性可能會從此停止存在於他們所想像的美國裡──也就是說,當墮胎服務提供者被迫關閉,而支持選擇的意識形態不再被允許引領女性走上歪路之後,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女性尋求墮胎。她們將會想要為了理想而出借她們的子宮,就算是在被強暴或亂倫的情況下。歷史紀錄強烈地反駁了這個預測。

在書的結尾,特洛伊.紐曼寫到,那些墮過胎,並且在「不曾悔悟」的狀態下死去的「女殺人犯們」:大概將會帶著殺人罪走入墳墓,她們的靈魂因為被謀殺兒童的無辜血液而腐敗;她們只能期待,在死亡時她們將聽見無辜兒童嚎叫著她們的名字,指控她們,要求復仇。

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好母親值得在地球上被讚揚,在天堂上得到無限的獎勵,但對那些可能會選擇墮胎的女性來說,地獄可能都太過仁慈。比不道德更為嚴重,這些女性極度不自然,是名副其實令人深惡痛絕的。這是我們在共和黨人士的厭女情結和性別歧視的毒性交織點上所找到的內容。我們可能會好奇,事實上究竟是誰在嚎叫,又是為了誰。

>>本文摘自《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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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曼恩(Kate Manne)

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自2013年起任教至今。其研究集中於道德哲學、社會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為其第一部著作,深刻探索並拆解了現代生活中公共場域和政治場域中的厭女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