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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Louis Reed on Unsplash
十年多來,全球領先的製藥公司,每一家都使出所想像的到最粗俗的手段,在中國創造數十億美元的財富:收買數千位中國醫生,開處方時不用競爭對手的產品,而是用他們的......

多達數百萬的中國病患亟需品質更好的西藥,而西方製藥公司也迫切需要中國市場來增加利潤。在整個二十世紀大半,製藥績優股公司幾乎沒有把中國放在眼裡。這些公司通過銷售專利藥物賺取豐富利潤,他們最有利可圖的市場是北美與歐洲。當一個藥品取得專利,製藥公司實際上能任意定價,從而回報甚豐。舉例來說,威而鋼(Viagra)在一九九八年問世後的第一年,就為輝瑞創下十億美元的銷售額。在這種情況下,成長是必然。

不過情況在二○○○年代中期有了變化。由於失去了獨家專利,許多明星藥品開始面臨廉價仿製藥品的激烈競爭。為了維持利潤,製藥公司需要從產品線推出新的專利藥物並投放市場。但由於在美國與歐洲的監管門檻變得更嚴格(部份原因是因為意外死亡與有害副作用),因而減緩新產品的推出。同時,研發成本越來越高,幾乎是竭澤而漁。

對瑞士的癌症、高血壓藥物製造商諾華公司而言,二○○五年歐洲的淨銷售額只成長百分之七;到二○○八年歐洲的增長率已經降至百分之一。而對印第安納州華沙(Warsaw)的必治妥施貴寶公司來說,在該公司廣受歡迎的血液稀釋劑保栓通(Plavix)專利即將到期的美國──二○○五年的銷售額實則下降了百分之一,隔年又下降了百分之七。利潤的減少,讓華爾街與投資者驚慌失措。隨著股價與盈利暴跌,製藥公司開始裁員。二○○七年,總部位於倫敦的葛蘭素史克宣布,由於盈利下滑百分之二,因此將裁員數千人。輝瑞表示會裁員一萬人,阿斯利康則是七千六百人。

為了生存,製藥公司必須向發展中國家的新興市場擴張。沒有任何一個新興市場堪比中國的巨大潛力;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老年人口,且慢性病發病率不斷攀升;也是世界上糖尿病最普遍的地方,多達一億人;還有超過一億三千萬個B型肝炎病例。

國際製藥公司從一九八○年代就開始進軍中國,但市場實際上仍未開發。但隨著收入增加與中產階級擴大,大製藥廠看準中國人將更樂意、且更有能力購買昂貴的西藥,並開始在中國投資數十億美元。葛蘭素史克的執行長威蒂(Andrew Witty)二○○八年表達了製藥業普遍的主流看法:「就葛蘭素史克而論,重心正往東方轉移。」

中國的醫療體系本身就像一個自相矛盾的迷宮:國家控制卻由市場驅動,與共產黨官僚和殘酷競爭交織在一起。在毛澤東主席近三十年的領導下,共產黨補貼了全部醫院費用的百分之六十,醫院則透過本身低成本醫療服務來彌補其餘費用。但毛主席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後,繼任的鄧小平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政府開始逐年削減醫院補貼。

至今,中國只支付大約百分之十的公立醫院費用。為了彌補赤字,政府允許全國一萬三千五百家公立醫院以百分之十五的加價幅度,出售藥物給病人。醫院基本上是中國人唯一能買到藥品的地方,藥品銷售占醫院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通常占利潤的百分之九十。中國的醫院雖然經營在社會主義的醫療體系下,但本質上是「將銷售最大化」的生意。中國人把這種現象叫做「以藥養醫」:靠賣藥來經營醫院。

由於公立醫院實際上壟斷了藥品銷售,因此外國製藥公司在公立醫院的銷售上有十分激烈的競爭──這是企業賄賂滋生不息的溫床。

中國有兩百萬個醫生,每個醫生一天最多看診人數是一百人。由於沒有太多時間與病患相處,因此他們通常優先考慮開藥。實際上,這就是他們的生計來源。中國國家政策規定,醫院醫生的基本工資較低,獎金則來自共同基金。這些獎金取決於各家醫院的收入──當然,他們的收入與藥品銷售息息相關。所以醫生有開處方的強烈動機,尤其是昂貴的國外新藥,有很多記錄證明了這一點。根據一項研究,中國醫生如果想賺進一美元,就必須開出七美元的處方。

不過,醫生在外國公司激烈爭奪市占率的市場上,會如何選擇藥物?「有很多抗生素可供醫生選擇,」在某家美國頂尖製藥公司擔任銷售代表的苹因(化名)解釋:「平心而論,會有比其他藥還強效,結果卻更安全的藥嗎?很難說。所以唯一能推動銷售成長的就是錢。」行賄能確保醫生指定你們公司的昂貴抗生素,而不去是別家公司的抗生素。

低底薪是受賄的另一個誘因。通常政府發給醫生的薪水都很低:基層醫生的月薪是一百五十美元;有幾年經驗的醫生月薪是四百美元;即便高級醫院的醫生,每月收入也只有一千五美元左右。醫生可以透過收回扣,讓自己的薪水翻倍。中國政府對這些事情一清二楚,卻對此視而不見。因為只要賄賂永無止盡,國家就能不提高醫生的薪資,每年省下數十億美元。

由於藥物昂貴──包括醫生收賄推銷的外國藥物──大多數中國病患的醫療費用非常高(國家醫療保險計畫通常不涵蓋多數外國藥品,也就是說病患得自掏腰包)。在城市地區,每次就診的平均住院醫藥費用,相當於人均年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在美國,相當於病患每年掙五萬美元,但每次去醫院都要花八千美元買藥。)而在農村地區,醫藥費相當於人均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三,足以讓大部份人破產。某位醫生所言極是:「我們在中國會說,因病變窮。」

即使總部在世界其他地區裁員,西方製藥品牌的中國執行長卻開始召集大批藥品銷售代表大軍,數千名新進銷售員急於進攻中國市場。二○○八年,英國製藥商阿斯利康中國區執行長尹旭東告訴記者,由於正準備與其他公司進行「軍備競賽」,他們的銷售代表大隊正在迅速擴展。阿斯利康盼望銷售量在西方下滑的心臟藥物美多心安(Betaloc)能在中國成為明星藥品。總部位於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的禮來公司,二○○八年在中國約有八百五十名銷售代表;但這個數字在接下來的兩年內多了一倍。銷售代表進入新的領域,開始從一線、二線城市進入農村地區,推銷公司的糖尿病與癌症藥物。所有大型製藥公司紛紛效仿。光是二○○六至二○一一年間,前十大製藥跨國公司的中國銷售代表人數就增加三倍,從六千人增至兩萬五千人。

麗娟是製藥業擴張計畫的一份子。她解釋,自己已經在公司服務五年了,專門負責三種高血壓藥物。「公司每個月都會給你必須賣出的商品數量,」她悄然說道:「你賣得越多,獎金就越多。」麗娟的公司薪酬結構,包含了兩項讓她行賄的誘因:一是達到目標銷售額,避免炒魷魚;二是得到更多獎金。業績好的時候,麗娟一個月能賺大約一千五百美元,在中國算是相當可觀。她對這份工作很擅長,掌握了與醫生建立關係並收買他們的技巧。

「我有合作的醫生大概有一百位,但我現在只給其中三位醫生回扣。」她解釋。她以前會給所有認識的醫生回扣,但因為美國與中國執法鎮壓,她的公司不得不更加謹慎,因此她現在只把注意力放在三位醫生身上。「因為他們三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醫生,可以給我非常多銷售額;他們位居要職,能開很多藥。」尤其是其中一位在知名醫院有十足影響力的醫生,根本就像搖錢樹。麗娟告訴我:「有很多病人找他看診。他每個月大概可以開出一至兩百盒。」

麗娟給的賄款並不多。「我每個月給這些高層醫生大約九十至一百美元,」她解釋道。醫生每開一盒五美元的藥,就能收到一美元賄款,約占銷售額的百分之二十。

「那是高層的價碼。」她補充說。

由於回扣是基於醫生每個月開出的處方數量,那麼麗娟是如何算出她每個月的賄款?「我每個月都會拜訪醫院的統計處,」她說:「通常,資訊部門的主管或職員都會提供統計數據列表,顯示藥物的銷售情況。」為了取得數據,麗娟需要再付賄款;醫院每售出她一百五十美元的產品,賄款金額會在三十三至五十美元不等。(其他銷售代表與醫生都證實,賄賂醫院的資訊部門是業界常態。)麗娟的描述所突顯的,不僅是賄賂系統有多麼組織化,還有賄賂對她的公司而言有多麼昂貴──銷售額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用於收買醫生,而百分之二十五用於收買資訊部門。

麗娟每個月都會用這些資料仔細追蹤她的賄賂進度,以確定賄賂對銷售的影響。

「就像你擁有一家網路公司後,你每個月都會查看網路流量的統計數據。」有時她賄賂的醫生不一定會開更多藥。或許她需要再多給一些才能提高銷量,或者乾脆不再把錢浪費在那位醫生身上。「這就像是大數據。」麗娟笑著說,顯然覺得這一切困惑局外人的事情很有趣。對麗娟而言,行賄是有道理的。「醫生幫助我,所以我也應該照顧他們。」她解釋道,並補充說她的經理們對她的所作所為完全知情,而且事實上還提供了賄賂資金。

麗娟的故事只是千萬個例子的其中之一。遍及整個產業的制度化賄賂已經在中國猖獗了十多年。只有在美國與中國的廣大調查中,才能細細端詳那些讓無數黑錢創造現金、並且掩蓋詭計的費力過程。隨著調查行動繼續,他們發現到西方製藥公司已經成為了極度不合理的模型。

本文摘自《黑錢:跨國企業主宰與顛覆全球經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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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黑錢:跨國企業主宰與顛覆全球經濟的手段

作者:大衛‧蒙特羅

出版社:一起來出版

大衛.蒙特羅(David Montero)

艾美獎提名電視製作人.得獎記者

前《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記者,也是美國公共電視台(PBS)重要調查節目《前線》(Frontline)的長期配合製片人,獲艾美獎提名,並榮獲南亞記者協會頒發的丹尼爾.珀爾獎。

他還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國家雜誌》(The Nation)、《世界外交論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等報章雜誌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