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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羅斯福,作一個進步的總統

二○二○年的疫情擊垮了我們美國人一向的自信。全世界最強、最富裕的國家在面對新冠疫情時,居然連最基本的反應──找口罩,做檢驗──都做不好,有些機關窮到要用舊傳真機傳送資料。白宮提出的政策像是卡夫卡小說中才會有的荒唐:一邊建議人民不要在外用餐,一邊卻提議減免商業午餐的公司稅。

二次大戰時,美國的中產階級在政策的宣導下撙節肉、糖、咖啡等基本主食,但這一次Covid-19疫情,美國卻有很多人拒絕待在家裡,也不肯戴口罩。有人外出度春假,倉儲人員、安養院看護、快遞人員則是因為「不可或缺」奉命必須返回工作崗位。華府連最基本的政治凝聚力都沒有。因為和川普意見不合,馬里蘭州共和黨籍州長賴瑞.霍根(Larry Hogan)向南韓訂購的檢驗器材到港時,怕聯邦政府會派人攔截這一批器材,只好派出州警和國民兵一路護送。川普還曾經誇耀他扣下了民主黨籍州長各州的援助物資、器材。他自己回憶說他曾經要副總統彭斯「不要打電話給華盛頓州長」,「不要打電話給密西根那個女人」。1四月之時,《福斯新聞》報導,川普的女婿、疫情對策領導人之一的庫希納(Jared Kushner)宣稱政府的各項防疫措施「非常成功」。然而,四個月之後,美國人至少已經有十一萬人死於新冠病毒。

疫情期間,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死於警察膝下的事件激發了美國歷史上第二次時代性的種族衝突──針對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的反省。伊莎貝爾.維爾克森(Isabel Wilkerson)在她的《種姓:黑人憤怒的根源》 (Caste: 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這本書中說,這樣的反省是「無聲無息的帶領我們進入黑暗的劇院,用手電筒照著走道,引導我們一一就座。」

哈佛大學教授、社會運動家、全國有色人種權益促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前會長康乃爾.威廉.布魯克斯(Cornell William Brooks)將喬治.佛洛伊德遭到殺害事件比附於一九五五年艾梅特.提爾2遭到謀殺事件。艾梅特.提爾遭到殺害引發了蒙哥馬利公車運動3那場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那一次抗議規模之大,雖然是恐懼所誘發,但是反映的卻是比恐懼還要深入人心的憤怒。布魯克斯說:「大家最受煎熬的是受挫的希望。很多人都記得『希望與變革』,但是我們後來得到的卻是憤怒和恐懼。大家受夠了。」

拜登相信,就算是從共和黨死忠支持者的角度來看,川普的領導,尤其是在處理疫情方面,顯然還是失敗的。他告訴我說:「就連支持他的人,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因為他的自私,他眼裡完全沒有別人。這對人民的生活影響很大。」

然而,他也承認,這還不足以改變選民的想法。拜登描述川普的支持者,認為他們也不是受騙,也不是活該,也不是惡劣,「他們以為他當了總統以後他們生活會比較好過,」「他說『民主黨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會來把你們的一切都拿走』。我想,在某個程度上,他的支持者大約有四成是這樣來的。」

共和黨長期以來一直指控民主黨想把社會主義偷渡到美國。但是,如果要對拜登做這樣的指控,以他的職涯一向秉持「中間主義」(centrism)來說,這恐怕會很勉強。拜登加入民主黨初選,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阻止川普的連任。他說大部分美國人都不會想要革命。先前他在一場募款餐會上承諾「不妖魔化有錢人」,還說「不會有什麼根本的改變」(網路上有人在轉傳一張紅藍白三色的海報揶揄拜登,模仿當初推崇歐巴馬的口號「希望」,但換上拜登的照片,以及一句「不會有什麼根本的改變」)。不過等到三月他確定獲得提名之後,他卻開始轉而說他參選總統是想按照羅斯福總統「新政」的規模進行系統性的改革。根據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名資深助理所說,拜登曾經在尋求桑德斯支持的電話中告訴桑德斯「我想做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後最進步的總統」。

他的改變使各方評論家大為驚異。這一次一邊有人痛批他是「社會主義傀儡」(socialist puppet),另一邊卻抨擊他是「新自由主義政客」(neoliberal shill)。對於他的左派批評者──尤其是年輕、受過高等教育、意識形態立場鮮明的民主黨員──而言,拜登根本是一頭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化石、國家機器的擁戶者,對於改革根本漫不經心。也因為如此,他在「超級星期二」(Super Tuesday)4初選出線那天,美國股市中與健保相關的公司應聲而漲。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則是很失望,在美國史上初選參選人最多元的選舉中,最後竟然選出一個年近八十的老白男。這真的很像餐廳服務生從廚房鑽出來宣布特餐已經賣光,廚房裡只剩下麥片粥一樣。(當然,他們永遠還有老鼠藥可以選。)

美國就業家庭黨(Working Families Party)全國主任莫里斯.米契爾(Maurice Mitchell)告訴我說:「大家都說:『噢,他是個混混。』他沒有忠貞意識形態,但是意識形態對我們顯然很重要。初選時他走的是老路線,因為他想要重回歐巴馬時代的老路。」米契爾也是「黑命貴」運動的領導人。他說,拜登這一「變調」引起了進步派的注意:「他開始認識到,現今也許是重新找回羅斯福精神的時刻。他本人不是那塊料──沒有人會認為喬.拜登是進步派明星──不過,你可以從最憤世嫉俗的角度來看待他,卻也可以從最樂觀的角度來看他。」

大選接近時,我去訪談巴拉克.歐巴馬,問他對拜登「向左轉」作何感想。他說:「如果你從上方俯視喬.拜登的目標,再俯視一下桑德斯的目標,你會發現他們兩人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他們都想讓每一個人都有健保,都找得到職業,賺的錢生活過得下去。他們都想讓每個小朋友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說,問題之一在於策略:「問題常常在於『我們怎麼做,必須和誰結盟?』」他說:「我想,目前這一個時刻已經完成的是改變其中的某些算計,但這種改變並不是因為喬變了,而是因為情勢已經改變。」

>>本文摘自《喬.拜登:他的中間路線能重振美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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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逸文(Evan Osnos)

出生於倫敦,1998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後加入《芝加哥論壇報》,並在2002年派駐開羅,負責伊拉克戰爭、埃及、敘利亞等中東事務的報導。2005年遷居北京,擔任《芝加哥論壇報》駐北京記者。2008年他繼何偉之後擔任《紐約客》雜誌駐北京特派員,一直到2013年。他現為《紐約客》駐華盛頓分社記者,負責政治和外交事務的報導。

2008年,作為《芝加哥論壇報》的報導團隊之一,他榮獲普立茲調查報導獎。此外,他也獲得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獎和 Osborn Elliott獎。

歐逸文成為繼何偉之後,描述和詮釋中國最傑出的記者和作家。他在《紐約客》網站上連載的專欄「中國來信」(Letter from China),被視為解讀中國的經典之作。歐逸文長於宏觀掌控力,透過將中國人和中國的公眾事務放置在廣闊背景和歷史脈絡中,勾勒出複雜的中國全景圖。2014年出版的《野心年代》是他的第一本書,並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之最佳非虛構獎項。

他對拜登的採訪始於2014年,前後專訪共四次。為了撰寫《喬.拜登》,他還訪問美國政界超過百位以上的人士,包括歐巴馬、拜登的家人、長期的助理、華府及德拉瓦州等地的反對派及相關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