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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東南亞的古老民族

吳越民族不只是百越諸民族當中分布範圍最北、還是第一個在歷史上沒有發生過人口滅絕的族群,這和揚子江(長江)這條天然邊境有關。可以這麼說,屬於東南亞血統的居民,它的實際生活邊界是遠遠超過揚子江的。但是,揚子江實際上是一條人口滅絕線:揚子江以北的江淮、荊楚和巴蜀,在歷史上都曾經發生過人口滅絕,而且人口滅絕的原因都和中國或東亞帝國有關;而揚子江以南的吳越、贛越、荊楚,雖然和他們位於江北的親戚從血統和起源上來講都是來自東南亞,但是他們的人口連續性得到了較好的保存,所謂較好的保存就是沒有發生真正意義上的人口替換。

吳越的先民在大概距今一萬五千年以前就已經居住在這個地方。他們所經歷過規模最大的人口滅絕,還沒有超過蒙古帝國末年以及太平天國粵軍戰爭時期這兩次大規模的人口減少。這兩次人口減少,按照吳越本地的標準來看也已經算是相當嚴重,但是都遠遠沒有使人口比例降低到原來的三分之一以下,以至於原有的血統傳遞都會發生問題,新的居民可能和原有居民的血統關係很小、或者是根本沒有關係的外來者。

這是東南亞地區和東亞地區最根本性的不同。東亞地區,也就是殷商故地,從東方的曲阜到西方的鳳翔、從北方的拒馬河到南方的荊山這一塊地方,是全世界文明當中人口替換發生得最頻繁的地方;而揚子江以南的東南亞各地雖然也一再發生殖民和被殖民、但卻是人口替換卻始終沒有發生的地區。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歷史的深層是很難劃為同一個地區的原因。僅僅是一條揚子江所劃分的東南亞地區和東亞地區,它們在歷史上、人種結構上,從命運的最深處就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命運。而滿洲人和蒙古人的殖民則一直都是對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地區進行差別對待的,內亞殖民者用兩種不同的殖民手段對待東亞和東南亞的各個地方。

這一切的歷史都可以追溯到距今一萬五千年以前。在舊石器時代從莫維斯線[2]以西的非洲和西亞出發,一路沿著印度和馬來海岸向東、向北移動的這些原始居民,在有些書籍上被稱之為南蒙古利亞人種,在另一些書籍上被稱為尼格羅─澳大利亞人種,在另一些更近代的書籍上則被稱之為南島或馬來人種。實際上,這些稱呼沒有一個能夠涵蓋全部,它們只是代表了在這個巨大的人類洪流當中,在某些歷史時期特別顯眼的某些支系。

一萬五千年以前的地理形勢和現在不一樣,那是一個海退時期,就是說當時的海平面比現在的海平面低一百五十公尺。日本西南部和黃海、東海的大陸架相隔不遠,幾乎是一水之隔,因此從印尼、越南、吳越到九州這一條線基本上是暢通無阻的,航行距離差不多與現在的渤海海峽到蓬萊群島一樣,難度也差不多。這就是為什麼古代的百越先民能夠用他們和近代波利尼西亞人差不多水準的航海技術,沿著海岸線一直遷徙到日本西南部,最終創立了包括繩紋文化在內的東南亞系的眾多古文化的主要原因。吳越文化位於它們的中間線,大致上是遠東海岸的一個地理中心,在越南和日本之間的一個地理中心。由於洋流和季風的緣故,從這裡出發的船隻到越南和日本西南部是比較容易的;去其他地方,比如說去閩越、南粵和台灣,就要困難得多。

由於海洋的洋流和風向長期以來都是穩定的,不受政治形勢變化的影響,所以直到中古時期,你仍然可以通過海船失事的漂流路線來推測當地的自然洋流。像兩位著名人物,一位是鑑真和尚,一位是阿倍仲麻呂,他們從吳越的明州出海以後,都曾經遭遇風暴導致船隻失控,無法自己控制方向。本來是準備在日本和吳越之間來往的,結果兩人都被吹到了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這就說明,越南、吳越、日本西部之間的洋流和風向是自然連接的。但是如果要在東冶港登陸,在閩江口登陸,或者要越過台灣海峽,或者在珠江口登陸,那你就需要有一點點航海技術。你控制風向和洋流的能力不能夠被自然天象破壞,如果一切都被破壞了,而你只能聽天由命的話,那麼你不是向北漂到日本,就是向南漂到越南。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一萬五千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當中,儘管當時整個遠東海岸都屬於東南亞文化區,但是吳越的遺址大致上和前繩紋文化的日本和前東山文化的越南最為相似;而閩越呢,閩越人的文化和蘇門答臘東部最為相似;南粵人的文化和馬來半島最為相似;台灣人的文化和九州南部以及今天美拉尼西亞諸群島最為相似。這四個分支其實都是印度─馬來人種和東南亞文化區的細分,它們可以分成四個不同的系統:日本─吳越─越南系統,閩越─蘇門答臘系統,南粵─馬來系統,台灣─南九州─太平洋群島系統。

從距今一萬五千年前到距今一萬年前左右,海退期轉為海進期,海平面不但前進了,而且超過了今天的最高點,於是在這個海進期,今天的海岸線變得支離破碎了。今天吳越所在的地方,亦即太湖平原的大部分地區被淹沒在海平面之下,浙東的群山則變成了一系列的群島,浙東的許多小盆地,有的變成了鹹水湖,有的變成了淡水湖。今天的吳越變成了一個大部分淹沒在海平面下、只有一部分骨架支離破碎地留在海面上的群島。在這個時期,吳越在地理上變成了一個孤絕的體系。所謂的吳越人在人種上形成,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因為它經歷了遺傳學家所謂的漂變(genetic drift),所以形成了一個相對孤立的遺傳孤島,而這個孤島所維持的時間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在討論其他地方──特別是討論東亞沼澤地帶(指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時候,談論人種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個地方的人種更換是非常頻繁的,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種相對穩定的地方,談論人種就有一定的意義了。

>>本文摘自《逆轉的東亞史:給台灣人重上一堂東亞歷史課(全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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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本書為其最新系列「民族發明學的諸夏史」作品集結。另有「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此系列透過劉仲敬獨特的民族建構理論,深入分析中歐、東歐、巴爾幹以及中東等地區,是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