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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中的演算法

《挪威晚郵報》的總編輯韓森並不是因為反對在新聞傳播過程中加入演算法,才批評祖克柏的「加州程式碼」,而是因為他不認同臉書使用演算法的方式。在一場訪問中,韓森談論報紙在處理臉書審查制度時,扮演何種角色,雖然韓森不情願承認稱臉書為媒體公司,他仍表示對於臉書「編輯者史無前例的權力」感到愈發沮喪。韓森說:「我認為獨立媒體其中一項核心任務⋯⋯就是讓大眾接觸不同的觀點⋯⋯我們可以看見媒體正逐漸式微」。由訪談可以得知,社群媒體平台容易將使用者困於過濾氣泡之中,讓他們無法得知事情「另一側」的陳述。韓森也認為:

目前,臉書是當今新聞最重要的載體,而他們至少會透過兩種方式進行編輯。你在動態消息上看到的每一則動態,都有其出現的原因,這過程絕非中立,而是由演算法決定。

演算法是全世界最強大的編輯,而它是由祖克柏和他的團隊掌控,韓森擔心他們不會遵守和「獨立媒體」一樣的原則和職業道德,這種擔憂與編輯責任的權力拉扯,以及誰應該掌有編輯責任的問題有關。一方面,獨立媒體的任務是傳達消息給大眾,並讓大眾接觸不同的觀點;另一方面,社群媒體演算法創造出設計過的過濾氣泡,不斷「將使用者困在只會加深自己信念的新聞世界中﹂。不過,這種思維將一個複雜的議題簡化成錯誤的對立關係——贊成或支持演算法。臉書並不是基於利他、良善的動機,才提供使用者能夠相互連結的平台,《挪威晚郵報》和新聞產業也不是單純因為不滿一張照片被移除,而合力對抗臉書。雖然韓森在某種程度上,採用了這種非黑即白的說法,他在一場訪談中也表明問題不是出在演算法本身:「我自己當然也會使用演算法,而我希望未來能夠在更高層級上使用演算法。」

演算法在許多方面來說,都已經成為現今新聞媒體的邏輯和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的地位和目的仍然有許多爭議。在本章節中,我會更仔細地檢視這些爭議的內容和情境,探討新聞媒體中的關鍵人物(例如,韓森)如何在新聞機構的情境下,理解並協商演算法的使用。為了解當今媒體地景中演算法的權力與政治,我認為不應該將演算法視為既定或穩定的物件,而應該視為物質論述實踐中的製品或未製品。有時候演算法被賦予重要性,其他時候卻又被視為不重要。我認為深入了解物質重要化的過程,能讓我們認識演算法的多重現實,以及這些現實有何關聯、如何共存。

雖然近來許多關於演算法的爭議,都讓人提出一連串質疑:演算法對目前的資訊界有何影響?新聞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負編輯責任代表什麼意思?但演算法已經是新聞業和新聞產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期研究科技與新聞業交集的相關文獻都明確指出,現今的新聞媒體在組織、產製和傳播新資訊的時候,演算法、機器人和數據分析都已經是標準配備。不過,若斷定這些變化和發展是改變新聞業的嶄新勢力,這種想法顯然並不正確,因為數百年來各種科技都被用於輔助或提升新聞工作,包括電報、打字機、數據庫、試算表和個人電腦。實際上,將電腦納入新聞產製的一環,至少可追溯至一九六年代大型電腦出現起,電腦輔助新聞報導的傳統,也在當時應運而生。菲利浦.梅爾在著作《精確新聞》中提出電腦和統計將成為新聞記者最有效的工具,能用於加強新聞的客觀性,也讓新聞業出現更深遠的轉變。梅爾認為新聞業「真正的」目標是揭發社會不義,為了達成此目標,新聞工作者必須利用統計套裝軟體、數據庫程式和試算表,在數據中尋找報導。在今日看來,這些想法已經不只是對遙遠未來的預測,新聞和新聞工作使用電腦或演算法已經漸漸成為常態。梅爾提及的許多核心工具仍維持不變,但將電腦工具和電腦計算的運用整合到新聞工作中,則達到了全新的規模和程度。

新聞數位化在過去指的是提供數位模擬內容,但如今已遠遠不只是發送線上報紙這麼簡單,還包括了一連串的過程。新聞數位化和電腦化可見於新聞生產週期的每一個階段:新聞工作者利用電腦計算工具蒐集並產出新聞報導、利用系統化標記及詮釋資料將內容歸檔、使用數位付費牆獲取營收,並取得珍貴的使用者資料,和使用演算法呈現及編輯新聞。

別忘了,演算法一般被視為用來解決問題的一套指令,那麼在這個情境中,演算法應該要協助解決哪些問題?新聞業中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在出版業和新聞傳播的數位革命下,報紙面臨的經濟可行性挑戰」。社會學家傑佛里·亞歷山大觀察有多少「西方主流新聞機構在面對數位挑戰時,經歷嚴峻的經濟動盪、裁員及大幅度重組」。北歐國家也能夠對這些裁員和重組感同身受,因為許多報紙(包含《挪威晚郵報》)都正在大幅解雇員工,特別是負責紙本報紙的職員。亞歷山大提到,「資訊渴望獲得自由」這句網路帶來的文化箴言,對當今新聞業的經濟造成很大的麻煩。廣告減少,部落格和社群媒體平台作為市場上強力的競爭對手,又蒸蒸日上,這些都是造成近年來新聞業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拉斯穆斯克萊斯尼爾森指出,超過「一半的全球數位廣告營收都歸和臉書所有」。付費牆受到汙名化,而這至今仍是新聞業在經濟和文化可行性上的一大阻礙。

在計算新聞(可廣義定義為和演算法使用息息相關的新聞)蓬勃發展的當下,不僅報紙產業面臨危機,更廣大的社會和經濟也動盪不安。一九六年代電腦輔助新聞報導出現時引發了諸多討論,同樣的,關於計算和演算法新聞的論述,橫跨了以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為兩極的光譜。演算法、資料科學以及連帶出現的一切,不僅帶來廣泛的科技樂觀主義和希望,同時也因為機器可能取代工作職缺,而引發強烈的懷疑主義和擔憂。樂觀者認為計算新聞能讓新聞業升級, 這樣才能夠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需求。如塞斯·C·路易斯和尼基·艾許所言:「很多人認為計算新聞會帶來更深入的調查報導,並創造出和使用者互動的新形式」。這種觀點認為新聞業需要「因應科技和經濟變化才能存活」。對很多人來說,這種數位轉化不只是頌揚科技的可能性,更是新聞的改變條件——必須適應才能維持競爭力,如此而已。

就像所有的科技變化和創新一樣,關於編輯部電腦化和新聞數位化的討論,往往伴隨著對於現狀轉變的擔憂。舉例來說,社群媒體出現引發的相關討論,包括記者和其他媒體工作者可能會被部落客取代,以及非專業人士投身公民新聞。而現在這些原本的辯論和擔憂已經被所謂「機器人新聞業」出現後,引發的討論和擔憂所取代。敘述科學或自動觀點等公司,利用自動化演算法訓練電腦撰寫新聞報導,這也引起了不少討論,觸及的議題包括新聞記者的職業永續性,以及這個「智慧機器」時代中人力的脆弱性。安德森將計算新聞形容為「毛茸茸的新興怪物」,無論新聞機器人究竟是威脅還是救贖,最近和此相關的文獻都清楚指出,演算法還至少會風行一段時間。因此,問題不是演算法在新聞業和新聞工作中,是否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是如何解釋這種角色、如何將之附諸實踐,以及這種角色如何獲得重要性、又如何在特定情境中受到特定人員的重視。

>>本文摘自《被操弄的真實:演算法中隱藏的政治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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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娜‧布策(Taina Bucher)

挪威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傳播媒體學系副教授。她的研究聚焦在演算法與社會、政治關懷之間的關係和牽連,以及用戶如何體驗、理解演算法中的權力與政治,並關心臉書的數位架構與平台影響力、社會技術觀點下的演算法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