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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丹(Auguste Rodin)於 1902 年 6 月造訪維也納時,貝塔.朱克康朵(Berta Zuckerkandl)邀請這位偉大的法國雕塑家,與當時奧地利最有成就的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一齊享用典型的維也納下午茶點(Jause)。朱克康朵本人是一位有影響力的藝評家,也是維也納一間極具特色文藝沙龍的主人。她日後在其自傳中,講起這段值得回味的午後聚會:

克林姆與羅丹在兩位極為出色美麗的年輕女士身旁坐下,羅丹著魔似地盯住她們看⋯⋯古倫.菲爾德(Alfred Grünfeld,前德國皇帝威廉一世的宮廷鋼琴師,現居維也納)坐在鋼琴旁,這是一間已經把雙層門打開的寬敞客廳,克林姆走上前跟他說:「請給我們彈些舒伯特。」嘴上咬著雪茄的古倫.菲爾德開始彈出夢幻般的音符,飄浮到空中與他的雪茄煙霧糾纏在一起。

羅丹靠向克林姆說:「我從沒經驗過這種氛圍:悲劇性又華麗的貝多芬壁畫、令人難以忘懷像教堂般的展示,又有這個花園、這些位女士、這種音樂⋯⋯還有環繞著的歡樂與童稚般的幸福⋯⋯這些都是怎麼造成的?」

克林姆緩慢地點點他美麗的頭,只回了一個字:奧地利。

這種對奧地利生活的理想化與浪漫觀點,是克林姆與羅丹所共同分享而與現實只有極為微弱的關聯,這種觀點深深銘刻在我的想像中。我在孩童時即已被迫離開維也納 I,但維也納 20 世紀初的知性生活卻留在我的血液中:我的心一直在跳著四分之三拍的圓舞曲(My heart beats in three-quarter time.)。

《啟示的年代》得以成書,是來自我日後對維也納從 1890 年到 1918 年間這段知性歷史的著迷,以及對奧地利現代主義藝術、精神分析、藝術史,還有我一輩子專業的腦科學之興趣所致。在本書中我將檢視進行中的藝術與科學之對話,

該項對話有其 19 世紀末(‑n-de-siècle)II 維也納的淵源,可以分三個主要面向說明。

第一個面向來自現代主義畫家與維也納醫學學派成員,交換針對潛意識心理歷程的看法與洞見。第二個面向是持續在藝術與藝術的認知心理學之間的互動,這是由藝術史維也納學派於 1930 年代引進的。第三個面向是在距今二十年前啟動的,認知心理學與生物學的互動,鋪陳了一個情感性神經美學的基礎:了解我們如何對藝術作品,作出知覺、情緒、與同理的反應。

該對話以及在腦科學與藝術中的相關研究,仍在持續進行中。這些對話與研究讓我們能初步了解到,當人在觀看一件藝術作品時,觀看者的腦中究竟在進行什麼樣的歷程。

科學在 21 世紀所面對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用生物的詞彙來了解人類的心智。20 世紀後期已開啟可以回應該一挑戰的可能性,此時研究心智的科學認知心理學,已與研究腦的科學神經科學結合。結果就有了一種新的心智科學,讓我們能問一系列有關我們自己的問題:人如何知覺、學習、與回憶?情緒、同理心、思考、與意識的本質為何?自由意志的界限是什麼?

該一心智新科學之所以重要,不只因為它對「是什麼造就我們成為現在的樣子」提供了較深入的了解,也因為它讓腦科學與其它知識領域的一系列有意義對話成為可能。此類對話能幫助探討何以在藝術、科學、與日常生活中,得以進行知覺與創造力的大腦運作機制。擴大來看,該一對話能夠幫助科學成為普同文化經驗的一部分。

我處理該一重大科學挑戰的方式,是在本書中聚焦於該一心智新科學,如何已經與藝術展開對話。為了針對該一重新衍生出來的對話,能得到有意義與連貫一致的聚焦,我有意將討論侷限在一種特定的藝術形式人物畫(portraiture)上,而且將時間放在一段特殊的文化斷代,亦即 20 世紀初維也納的現代主義(Modernism in Vienna)時期。我這樣做不只是要聚焦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討論,也是因為該一藝術形式與該一文化斷代合流之後,已經展現出一系列連接藝術與科學的開創性嘗試。

人物畫很適合當為一種科學探討的藝術形式,科學界現在已經就我們如何對臉部表情與他人的身體姿勢,作出知覺、情緒、與同理反應,以認知心理與生物性質的語言,作出初步尚稱令人滿意的知性理解。在 1900 年代維也納的現代主義人物畫,更是適合該類分析,因為藝術家對物質表象下所蘊含之真理的關切,與當時在科學化醫學、精神分析、與文學對潛意識心理歷程的類似關切,可說是分頭並進的。所以,維也納現代主義畫家所繪製的人物畫像,以及他們想要呈現出畫中人物內在感覺的清楚且戲劇性的嘗試,可以當為一種理想範本,來說明何以心理與生物性的直覺,可以豐富我們與藝術之間的關係。

在該一脈絡下,我觀察了當代科學思潮,以及 1900 年維也納更為廣闊的知性環境,如何對克林姆、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與席勒(Egon Schiele)三位藝術家產生影響。在當時維也納生活的特徵之一,就是藝術家、作家、思想家、與科學家之間,保持有輕鬆與持續的互動,他們與生物醫學專家以及精神分析學家的互動,顯著地影響了這三位藝術家的人物畫。

維也納現代主義藝術家也適合用其它方式來作類似分析。首先,他們可以拿來作深入探討,是因為他們的人數很少,主要藝術家只有上述所提三位,但是他們在藝術史上不管是集體的或個別的,都很重要。當為一個群體,他們在其畫作與素描中,想辦法表現畫中人在潛意識與本能渴求上的追尋歷程;但是每位藝術家又利用臉部表情以及手與身體姿勢,發展出一套特殊方式,以與外界溝通他在創作時的直覺。

1930 年代,維也納藝術史學院的學者,在提升克林姆、柯克西卡、與席勒三人所設定的現代主義議程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些學者們強調,現代藝術家的功能不在傳達美,而在於傳達新的真實。除此之外,部分受到佛洛伊德心理學著作影響的維也納藝術史學院,開始發展出一套一開始即聚焦在觀賞者身上,以科學為基礎的藝術心理學。

時至今日,心智的新科學已成熟到能夠參與並強化藝術與科學間之對話,而且再度聚焦在觀賞者身上。為了連接今日的腦科學與 1900 年代維也納的現代主義藝術,在本書中,我將以簡單的方式來為一般讀者,也為研讀藝術與思想史的學生作一概述,說明我們目前對知覺、記憶、情緒、同理心、與創造力之認知心理與神經生物基礎所了解的狀況。接著我將解析認知心理學與大腦生物學如何連接到一塊,一齊探討觀賞者如何知覺並對藝術作品作反應。我所提出的例子來自現代主義藝術,尤其是奧地利的表現主義,但有關觀賞者對藝術作出反應的原則,可適用到所有藝術史各階段的繪畫作品上。

為何我們想要鼓勵藝術與科學之間的對話—廣而言之,亦即科學與文化之間的對話?腦科學與藝術代表了兩種對心智運作的不同觀點,透過科學得以知道所有的心智生活來自腦中的活動,經由觀察這些活動,得以開始了解對藝術作品產生反應的背後歷程。透過眼睛蒐集得來的資訊如何轉化為視覺?思考如何轉化為記憶?行為的生物基礎為何?從另一方面來講,藝術則對稍縱即逝與經驗性為主的心智活動,以及對某一類經驗的感覺這一類問題,提供了重要直覺。腦部掃描可能發現了憂鬱的神經訊號,但貝多芬交響樂則展現了對該一憂鬱狀態的真正感覺。假如我們想要完全掌握心智的本質,該二觀點是缺一不可的,但這兩者很少被放在一起過。

1900 年維也納的知性與藝術環境,標誌了一個這兩種觀點得以作早期交流的時代,而且讓有關人類心智思考方式的了解上有了驚人發展。在今日作這種交流能帶來什麼好處,誰能因此而獲益?對腦科學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生物學的終極挑戰之一,就是想了解大腦何以能夠有意識地覺知到人類的知覺、經驗、與情感。同樣可以理解的是該一交流,對藝術觀賞人、藝術及思想史家、與藝術家本人,都能帶來很大的幫助。

對視知覺與情緒反應歷程的直覺性了解,可能足以刺激出一種藝術的新語言、新的藝術形式、與藝術創造力的新表現方式。就像達文西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利用人體解剖幫助他們繪製更準確與具有說服力的人體表現一樣,很多當代藝術家可能利用了大腦的運作機制與方式,創造出新的表現方法。了解藝術直覺、啟發、與觀賞者對藝術反應背後的生物學,對致力於追求提升創造力的藝術家而言,可說是獲益匪淺。長期而言,腦科學也能對創造力本質提供了解的線索。

很多類科學為了要理解複雜的歷程,會想辦法先從裡面化約出一些基本而且重要的成分或行動,進而研究它們之間的關聯與互動狀況,這種化約論的作法也可用到藝術身上。真是這樣,當我在本書中聚焦在一個藝術流派,而且只包括三位主要代表性畫家,就是一種化約論的作法。有些人擔心化約式分析將減弱我們對藝術的親近與想像,會將藝術變成餖飣瑣碎,剝奪其特殊力量,而且將觀賞過程化約為一般大腦功能。我則從反面立論,透過鼓勵科學與藝術對話,以及聚焦在每次只探討一個心理歷程,化約論作法能擴大我們的視野,也帶來理解藝術本質與創造上的新觀點。這些新觀點能讓我們察覺到若干過去在藝術中,難以預期到的新面向,這些新面向主要是由檢視生物與心理現象之間的關係而得以推導出來的。

>>本文摘自《啟示的年代:在藝術、心智、大腦中探尋潛意識的奧秘——從維也納1900到現代【電子書加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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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力克.肯德爾(Eric Kandel)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與霍華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肯德爾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創建「神經生物與行為研究中心」(Center for Neurobiology and Behavior);2000年因其腦部記憶儲存之研究成果,獲頒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主導合編的《神經科學原理》(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是神經科學專業領域的經典教科書。他的傳記體專書《尋找記憶》(In Search of Memory),獲「《洛杉磯時報》好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