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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Daria Pimkina on Unsplash

公平與正義

二○○一年八月四日星期六,在紐約警察局服務了十五年的約瑟夫.格雷(Joseph Gray)度過了愉快的一天。那天早上,這位資深老警官在布魯克林第七十二分局值完夜班,決定跟同事們去警局附近喝幾杯。快到中午時,原本的小酌已經變成豪飲了。後來幾個同事打算去附近的「狂野西部」脫衣酒吧吃午餐,格雷警官欣然同行,還在酒吧待了一整個下午直到晚上,甚至同事們都走了,他還留在那裡。格雷這樣有點不對勁,照理來說他那天晚上還要值夜班,但他可能想說換班前幾個小時直接去交班,然後再睡一覺。無論如何,當格雷搖搖晃晃坐進他那台深紅色福特廂型車時,已經喝了十二到十八瓶啤酒,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法定上限兩倍。

接下來沒人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紀錄顯示,格雷警官沿著第三大道(Third Avenue)向北行駛時,在格瓦努斯高速公路(Gowanus Expressway)天橋下闖了紅燈,這絕對是錯誤示範,但可能也沒什麼大不了。以往每一個週六晚上,他都能順利開車到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去找一個常一起喝酒的同事,再一起開車回警局。但這次他沒那麼幸運。同樣不幸的還有二十四歲的瑪麗亞.埃雷拉(Maria Herrera)、她十六歲的妹妹迪西亞.佩娜(Dilcia Peña)和四歲兒子安迪(Andy)。事發時,他們三個正要穿越第四十六大街的路口,格雷警官全速撞上,導致他們當場死亡。那個可憐的小男孩,屍體甚至被卡在車子的擋泥板,拖行了快半條街才停下來。目擊者表示,格雷警官下車時,眼神呆滯、說話含糊,還不斷喃喃自語:「他們為什麼要過馬路?他們為什麼要過馬路?……」這場惡夢還沒結束。原來瑪麗亞懷有八個半月身孕,路德醫學中心(Lutheran Medical Center)的醫生進行剖腹,全力搶救這個未足月的嬰兒里卡多(Ricardo),但還是回天乏術。瑪麗亞過世十二個小時後,這個小嬰兒也走了,一家幾口只剩父親維克多.埃雷拉(Victor Herrera)獨自留在世上。

兩年後,最高法院以四項二級誤殺罪(可判刑五年到十五年不等),判處格雷最高的十五年刑期。格雷請求法官寬恕,聲稱自己「這一生從來沒有故意傷害過別人」,還有一百多名支持者寫信給法院,證明格雷的為人。然而安妮.費爾德曼(Anne Feldman)法官依舊不為所動,她表示,喝得酩酊大醉還開著一台五百公斤重的廂型車在市區街上高速行駛,「相當於在一個擁擠的房間裡揮舞一把上了膛的槍」。埃雷拉社區裡連署要求法院判處最高徒刑的那四千名民眾,顯然相當同意法官的看法。許多人都覺得格雷坐完牢就解脫了,維克多.埃雷拉當然也不例外,他在法庭上這麼說:「約瑟夫.格雷,十五年對你來說根本不算什麼,你總有一天會出獄,那時你還能見到家人。而我呢?我已經一無所有,你毀了我的一切。」

即使事發多年,但再次讀到這個事件,還是能感受到受害家屬的悲痛和憤怒。就像埃雷拉告訴記者的:上帝給了他一個夢想中的美好家庭,但有個酒醉的冒失鬼卻瞬間奪走他的一切。這是一個可怕的想法,維克多完全有理由憎恨毀了他生活的那傢伙。但當我讀到這些警局外的抗議活動、街坊鄰居和政治人物對肇事者的譴責、整個社區感受到的衝擊,以及最終的判決時,我忍不住這樣想:如果約瑟夫.格雷晚個幾秒鐘才出發會怎樣?這場意外當然就不會發生了,瑪麗亞跟她的妹妹和兒子會安然無恙地穿越馬路。幾週之後,里卡多出生了,他們會一直過著幸福的生活。沒有人會注意那一個夏天晚上,有一台廂型車超速行駛在第三大道。約瑟夫.格雷會順利在史坦頓島接到他同事,然後他同事會繼續讓他開車回布魯克林。格雷或許會被長官訓斥一頓,或僥倖沒事。無論如何,他隔天都會回到家裡,繼續跟妻子和三個孩子過著平淡的生活。

結局好,一切就好?

好啦,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就算格雷酒駕不一定會釀成這個意外,但確實增加了意外發生的可能。從格雷的行為來看,懲罰他一點都不為過。這麼說來,類似的犯罪行為其實天天都在上演。每天都有警察、官員或家長酒駕上路,有些人跟格雷那天一樣喝個爛醉,有些人一樣開車不負責任。但大多不會被逮補,就算有少數人被逮補也幾乎不用坐牢。很少有人像格雷一樣受到如此重的懲罰,以及四面八方的輿論攻擊。他被貼上惡魔和殺人兇手的標籤。格雷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錯,讓他比其他酒駕者更罪不可赦?不管你認為格雷那天的行為有多麼不道德、多麼該死,只要他那天晚一分鐘離開酒吧,只要當時剛好是綠燈,只要瑪麗亞一家人過馬路前恰好耽擱了一下,只要這家人看到車子就加速或放慢腳步 ── 或許車禍就不會發生了。可是,不管有沒有發生意外,格雷行為的惡劣程度照理來說都一樣。就算你認同費爾德曼法官的邏輯,認為在大街上酒醉開廂型車的所有人,都可能是殺害母親與孩子的兇手,你也不能以「可能會撞死人」為由,判所有酒後開車的駕駛十五年徒刑(現在還要加上行車時傳簡訊、講手機的駕駛)。

我們總是認為事情的結果最重要,這是很常理性的想法。如果釀成大禍,我們會給予極大譴責,反之,如果沒有造成傷害,我們便傾向從寬處理。畢竟只要結局好就一切都好,不是嗎?也許是,也許不是。先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要討論約瑟夫.格雷的判決是否公正,或他在牢裡蹲上十五年是不是活該。我也不是說所有酒駕的人都該被當成殺人犯。我要表達的是,既然事情的結果會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我們對正義的常理性觀念,必然會使我們陷入一種邏輯上的兩難。一方面,如果不用法律的力量嚴懲那個殺害四個無辜之人的兇手,實在令人義憤填膺。另一方面,把所有原本正直、誠實,但喝多了之後還開車上路的人都當成殺人犯,似乎又說不過去。在這兩種情形中,除了命運之神那雙顫抖的手,其他條件並無不同。

在現實世界裡,我們很可能就是要接受這種兩難。長期以來,致力於組織研究的社會學家宣稱,在組織機構甚至社會中,人們其實很少遵守那些約束行為的正式法規,實際上這種法規也不可能一致、全面地落實。人們往來的真實情況太複雜,而且有許多模糊地帶,不可能一切都用事先訂定的制度、規則加以管理。所以,生活上的事情最好留給個人處理,讓大家各自依據自己的常理,自行判斷在特定情況下合理或可接受的做法。常理在大多數時候很管用,我們不需要監管機構或法院介入,就可以解決問題,並從錯誤中記取教訓。但是,當違規行為非常嚴重或引人注目時,就必須搬出相關法規來制裁違規者。但正如我先前提過的,執行法規的過程可能很武斷、甚至不公平,受罰的人理所當然會認為「為什麼是我?」,這些法規確實遵從一個更高層次、更社會性的目標,概略提供了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規範,定義何謂「可接受」的行為。我們不需要完完全全用一致的態度處理所有案例,而只要利用懲罰的威嚇作用阻止一部分反社會行為,就足以讓社會正常運轉了。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非常有道理。就算有些不負責任的人僥倖不用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但為了約束其他人,社會還是必須偶爾懲罰違規者以示警惕。予以制裁的程度,取決於違規行為所造成的傷害。不過,在類似格雷這種案例上,社會學觀點提出的解決方法恰巧與一般常理相同,但這不代表兩方的論述一致,更不代表兩方都支持彼此的看法。在社會學中,並不認為常理這種「結果勝於過程」的看法是對的,而是認為:為了達到某種社會目的,這種錯誤是可以容忍的。事實上,奧利佛.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就用這種觀點來捍衛言論自由,他捍衛的不是個人權利,而是相信允許每個人表達自己的意見,將有助於創造一個充滿活力、創意與自律的社會 ── 這無疑是一種更大的利益。因此,我們就算不考慮格雷這類案例的邏輯難題,將之看作是落實可治社會(governable society)必須付出的可接受代價,也不代表我們應該忽視運氣對結果的決定性影響。我們確實常常忽視機運。當我們審判罪行、評價他人職業、衡量藝術作品、分析商業策略、評估公共政策時,經常會受到已知結果的大量影響,而這些結果很大程度上是運氣造成的。

>>本文摘自《超越直覺:別讓常識壞了事!解決大問題的10堂思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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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肯.華茲 (Duncan J. Watts)

微軟首席研究員/美國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

現職賓州大學、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的社會學家與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微軟與雅虎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員,並創建了紐約城市實驗室。二○二○年獲選為安德魯.卡內基學者。二○一三年榮獲康奈爾大學懷特博文講座教授殊榮。其研究主題涵蓋社會網絡與人類集體行為,常發表論文在許多著名期刊。著有《六個人的小世界》、《小小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