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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Etienne Girardet on Unsplash

「我這一生從來不曾快樂過。」在我採訪她的時候已經八十多歲的喬治娜.桑(Georgina Sand),如此總結自己的一生。「我從來不曾真正屬於哪個地方。要是我在英格蘭,我仍然會覺得自己是個流亡者。即使到了現在,我還是會被問到我從哪裡來─我得對其中一些人說,我在這裡度過的日子比你們的人生更久。但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我再也不覺得自己是奧地利人。我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歸屬感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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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看來,喬治娜顯得優雅而自信。聰穎又博學的她從不畏懼表達意見。她也很容易發笑,不只是笑世界的荒誕,她也常笑自己,以及家族的怪僻與反常,而她發現這些怪僻與反常令她無限喜愛。

她知道自己有很多事值得感恩。五十多年來,她與兒時的心上人華特(Walter)結髮,先是生下了子女,然後是令她十分自豪的孫兒。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藝術家,自從丈夫去世後,她在英國和奧地利都辦過展覽。她過著多數人都會覺得舒適的生活,住在倫敦南岸(South Bank)一間龐大而氣派的公寓裡,可以俯瞰泰晤士河,看到對岸的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

但在她輕鬆的微笑,在她的成就、優雅,以及一切明顯舒適的生活條件之下,卻是不穩固的基礎:「我有許多不安全感。我一直都有......我的人生是沒完沒了的憂患......比方說,我總是對子女過度焦慮。我總是擔心我會失去他們,或發生別的事情。就算是現在,我還是會夢到我在什麼地方丟失了他們。不安全感一直都在......我兒子說,我們的屋子裡總是有股暗流─一股不安的暗流。」她對這份不安的來源回答得毫不含糊。她說,這來自她和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的事件─她毫不羞怯地將這些事件說成是「創傷」。戰爭巨大且不可挽回地改變了她的人生,戰爭在她身上留下的記憶至今仍糾纏著她。但她覺得有義務說出自己的故事,因為她知道,戰爭不只影響了她的人生,也影響了她的家人和社群。她也意識到,她的故事在更廣大的世界裡會引發迴響。她所經歷的這些事件,在整個歐洲及歐洲以外的地方改變了千百萬人的生命。她的故事以一己棉薄之力,成了我們這時代的象徵。

喬治娜在一九二七年末生於維也納,當時這座城市喪失了帝國中心的地位,正在苦苦追尋著新的身分。當納粹在一九三八年開進維也納,人們歡呼喝采,想像著自己本該擁有的偉大重新降臨。但喬治娜身為猶太人,卻沒有慶祝的理由。沒過幾天,她在學校就被要求坐到教室後排去,她的幾位朋友也告訴她,他們的父母不准他們跟她說話。她親眼見到猶太人的商店櫥窗被塗寫反猶標語,正統派猶太人則在街上被騷擾。有一次,她看見一群人包圍著幾個猶太男人,逼迫他們把人行道上的唾液舔乾淨。「四周的人們都在笑著催逼他們。好可怕。」喬治娜的家族還有其他理由對納粹來臨感到焦慮:她的父親是堅定的共產黨員,當時已經遭受政府監控。他判斷新環境實在太危險,於是悄悄地消失─他去了布拉格。幾個月後,喬治娜和母親也跟隨他的步伐。她們假裝要到鄉間野餐,收拾了一些隨身物品,乘坐火車到邊界,由一個「長相怪異的男人」將她們偷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

往後一年,一家人在布拉格同住於祖父的公寓裡,喬治娜也很開心;接著納粹又來了,整個過程重來一遍。她父親再度藏匿起來。為確保她的安全,喬治娜的母親為她報名加入了英國的一項新措施,旨在搶救易受傷害的兒童逃出希特勒掌控─該計畫名為「兒童救援」(kindertransport)。

她的祖父去過英國幾次,他說她會和一個富有人家同住在豪華的大房子裡。她母親對她說,她很快也會前來相聚。於是十一歲的喬治娜搭上火車,被送往英國,在陌生人中間生活。即使她當時還不知道,但她和母親卻就此永別。

喬治娜在一九三九年夏季某天抵達倫敦,滿心興奮,彷彿要開始度假,而不是開始新生活。沒過多久,興奮就消磨殆盡。她被送去的第一個監護人家庭,是在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的一個軍人家庭。他們看來冷漠而不苟言笑,尤其是母親。「我想她要的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你知道,因為她有兩個兒子了。但我總是在哭,因為我想念我的家人。」

她從那兒又被送去雷丁(Reading),和一對年紀很大的夫婦,一同居住在一個貧窮區域裡的一間潮濕而年久失修的房屋─實際上是個貧民窟。「(當局)就把我拋棄在那兒。名副其實拋棄了我。我想他們一定有給這對夫婦一些生活費,但他們沒有能力照顧我。我非常、非常不快樂。他們有一個孫子,是個惡霸─他是個成年人,也住在這間屋裡。他試圖跟我做令我不舒服的事......我好怕他。」

隨後半年,她的手臂下方長了膿瘡,而且愈來愈害怕被那個孫兒注意到。她最後被父親救了出來,父親不知怎地設法偷渡到了英國,這時前來接她。但她父親也不能照顧她多久,因為英國政府懷疑說德語的人,要把她父親作為潛在的敵國僑民關起來。於是她再次發現自己置身於陌生人中間,這次來到了英格蘭南部海岸。

成為她青少年時代特徵的一連串顛沛流離從此開始。她很快就因為敵軍入侵的威脅而從南部海岸疏散。她在湖區(Lake District)度過一陣子,然後在威爾斯北部就讀寄宿學校,直到一九四三年秋天返回倫敦和父親同住。她不曾在同一個地方停留超過一兩年,而且對英國人產生恐懼感,他們似乎全都不曾真正理解或關心她。

戰爭結束時,喬治娜十七歲。她最大的願望是和母親團聚。她回到布拉格,設法找到了姨媽,但母親卻不見蹤影。姨媽告訴她,家族中有多少人被圍捕,送到特雷辛(Thereisienstadt)集中營。

喬治娜的母親被送上了開往奧許維茲(Auschwitz)的火車,幾乎確定喪生在那兒。這些事件直到今天都困擾著喬治娜:一再被迫遷居、失去母親、戰爭及其餘波的焦慮和不確定,以及隨時存在於背景,卻從未被完全確認的暴力威脅。儘管她從一九四八年起就定居倫敦,她卻無法忘懷十歲到二十歲之間,成為人生特徵的十年持續斷裂。不可否認,這樣的生活無限好過另一種情境,但她要是留在中歐會有什麼遭遇的想法卻無法撫慰她。她不忍回想死在集中營裡的家人和朋友遭遇過什麼,卻又無法逃避不去想他們。即使到了今天,她還是無法讓自己觀看猶太人在戰時被驅逐的影片,因為懼怕在受難者中看見自己的母親。

她也被原先可能擁有的一切所困擾:「我去維也納的時候,還有我以前到德國拜訪姨媽,諸如此類的時候,我看見全家人─健康、美麗的家庭,有著年幼的孩子。我不滑雪,但我們有時會到山上去,你知道,我看他們滑雪,看著孩子們,他們全都說德語,全都精力充沛。而我想著,我本來可能會有更好的生活。我本來會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在一個更安穩的環境成長。而且當然知道我屬於哪裡。我從來不曾真正屬於任何地方。」

我對喬治娜的故事有三重興趣。首先,身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的歷史學者,我蒐集故事的積習難改。喬治娜只是我為本書蒐集的二十五個故事之一,每章一個故事。有些是我經由訪談或電子郵件通信親自蒐集的,其他則從檔案文獻或已出版的回憶錄中採集;有些是知名人士的故事,其他人物則只有他們的親戚朋友才知道。反過來說,這些故事又只是我從成千上萬個,又或許千百萬個構成人類社群歷史的個人故事中,篩選出數百個故事的一小部分抽樣。

第二,更重要的是,喬治娜是我太太的親戚,因此也是我家族的一分子。她要告訴我的這些事,讓我理解了家譜的那一部分─他們的恐懼與焦慮、他們的執迷和渴望,其中有些默默地傳遞給了我太太、我本人,還有我們的子女,幾乎有如潛移默化。沒有哪一份個人經驗只屬於他自己─它是聯結家族與社群的網絡的一環,喬治娜的故事也不例外。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至少在本書脈絡裡,她的故事有些象徵意味。就像喬治娜,其他數十萬(在大戰中倖存的)歐洲猶太人從自己的家園流離失所,散布於全球各地。今天,從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到海參崴(Vladivostok)的每一個大城市裡,都能找到他們和他們的後裔。就像喬治娜,還有千百萬德語人口,總計可能多達一千兩百萬人,也在戰後的混亂中被迫離鄉背井,流亡外地。她的故事不只在歐洲得到迴響,也在中國、韓國和東南亞獲得共鳴,這些區域同樣有數千萬人流離失所;還有北非和中東,戰爭期間各方大軍在當地的往復爭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擾亂。同樣的迴響也能在日後衝突的難民故事裡聽見,即使微弱了些,例如韓國、阿爾及利亞、越南和波士尼亞─這些衝突的根源同樣可以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們被傳遞給了難民的子女和他們所屬的社群,一如喬治娜和親戚朋友分享自己的記憶,如今也被編織進了全世界民族與離散的這套構造之中。

對於像喬治娜這樣的人們所經歷的事件研究得愈多,這些事件的後果看來就愈深刻和愈廣泛。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只是另一次危機,它直接影響到的人數多過歷史上任何其他戰亂。超過一億名男女被動員,這個數目輕易讓先前任何一次戰爭的參戰人數相形見絀,包括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世界各地的數億公民也被捲入衝突之中─不僅作為喬治娜這樣的難民,也作為工廠工人、糧食或燃料的供應者、慰安與娛樂的提供者,以及俘虜、奴工和攻擊目標。現代史上第一次,喪生的平民人數遠超過軍人,不只是多了數百萬,而是多了數千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倍。在每個死者之後,都有數十人被隨著戰爭而來的巨大經濟及心理動盪所間接影響。

>>本文摘自《恐懼與自由:透過二十五位人物的故事,了解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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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斯.洛韋Keith Lowe

全職作家和歷史學家,曾於曼徹斯特大學學習英語文學,也曾擔任十二年的歷史圖書編輯。他被公認為二戰史的權威,經常在英國和美國的電視廣播上發表意見。至今他的作品被翻譯為德文、瑞典文、日文、塞爾維亞文、法文、義大利文等二十多種語言。著有《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