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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jkell Projku on Unsplash

現代緬甸的誕生「最早的緬甸現代政治組織...保護嫁給男穆斯林的緬籍女子」

最早的緬甸現代政治組織,成立於一九一○年代,尚能以禮貌的姿態向殖民地主子請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到甘地和印度國大黨啟發,爆發了最早期追求「自治」的群眾示威。英國人於一九二二年讓緬甸擁有自己的半民選議會(歐威爾所謂的「民主的面具」),一如印度所有省分的待遇,英國人仍把所有重大事務的決定權抓在手裡。較老一輩在牛津、劍橋大學留過學的緬籍政治人物(大多是律師),疾呼憲政改革,並出席在倫敦召開的會議。較年輕一輩則希望有革命性的改變。

較年輕一輩的領袖(小鎮出身、畢業自仰光大學)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及愛爾蘭新芬黨(Sinn Fein)的刊物,心儀於愛爾蘭的武裝叛亂榜樣。英國人已把緬甸「本地人」分為「好武」類、「非好武」類。緬人被歸為「非好武」類,令緬人憤恨不平。年輕民族主義者憧憬緬甸能恢復往日榮光、擺脫殖民統治、建立新穎且令人驕傲的軍隊。他們所憧憬的社會,不同於「多元社會」,後者得以讓印度裔移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九一一年人口普查提到:「緬甸境內大部分歐洲人抱持一基本信條,即緬人注定滅亡,必會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被從印度搭乘一艘艘汽輪過來的成群移民所淹沒。」實際數字表明情況稍有不同,二十世紀初期移入人數變少,在鄉村許多地方,幾乎沒有印度人。但那又如何?對每個緬籍青年來說,走進現代世界,走進仰光,就意味著他們從位於上游的小鎮,冒險進入一個格格不入的世界—那是個由英國人在專屬俱樂部裡發號施令,並由印度人宰制市場的世界。他們會看到一百二十公尺高、周身覆蓋純金的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這座佛塔是緬甸佛教最神聖的聖地,雄峙於仰光的天際線,吉卜林稱之為「熠熠發光的美麗奇觀」,毛姆稱之為「黑夜裡陡現的希望」。但在大金塔下方熙來攘往的市中心,幾乎看不到緬人面孔,只看到一個充滿國際氣息與資本主義的社會,他們在其中反倒成了外人。

在這七十年前,緬人國王敏東告訴來使亞瑟.費爾爵士,「我族曾統治你們在印度控有的所有國家,如今卡拉人逼近到我們身邊。」他口中的「卡拉人」,兼指英國人和印度人。這兩類人都是威脅複合體的一部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英國作家提出類似看法:「(英國)發兵攻打緬甸,代表雅利安人的東征在中止數千年後再起。」

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來襲,商品價格暴跌,村民繳不起稅或還不了向印度裔銀行家借的錢。銀行業者,即來自馬德拉斯的泰米爾族柴提亞人(Tamil Chettiars),奪取數百萬英畝的地。城市裡的工作機會變得稀少,緬人與印度人的緊張關係惡化為暴力相向。一九三○年,仰光第一場緬印暴亂,奪走數百條性命。

較年輕一輩的政治人物,即翁山之類的人(翁山為日後拿下諾貝爾和平獎的翁山蘇姬之父),聯合成立新組織,例如「我們緬人協會」(Dobama Asi-ayone)。他們刻意使用較口語的族群名Bama(「緬人」)來凸顯常民身分,迴避議會政治,對極右派、極左派都感興趣。有些人組成緬甸第一個共產黨。有些人使用古老的王徽。他們自稱德欽(Thakin,意為「主人」),之前此詞專指英國人。他們充分利用人民反大企業、反外來移民的心態壯大力量。他們的抗議歌曲成為今日國歌的基礎,副歌「這是我們的土地,這是我們的國家」(do do-mye, da do-pye),言下之意,不是你們英國人的。

一九三七年,英國人把緬甸從印度分出,以回應數十年來緬人的心聲。這是印度領土的第一次分割,比起一九四七年的第二次分割,大抵遭到遺忘。後者根據宗教認同,創造出巴基斯坦這個國家;第一次分割則根據民族認同,在緬甸今日領土內創造出緬甸。

政務仍由英國行政長官作主,但民選緬甸議會被賦予了頗大權力,有權挑人組成以總理為首的緬甸政府。民族主義情感空前高漲。當時印度裔移民占緬甸人口約百分之七,但在仰光卻占人口一半,其中一半又信奉伊斯蘭教。在大受歡迎的小冊子裡,伊斯蘭教被說成對佛教的威脅。一九三八年,緬人與印度裔移民之間爆發新一波暴亂,矛頭尤其指向印度裔穆斯林。一九三九年,議會通過「女佛教徒的特別婚姻與繼承法」,旨在保護嫁給男穆斯林的緬籍女子。

>>本文摘自《緬甸的未竟之路:種族、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新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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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丹敏 Thant Myint-U

吳丹敏是得獎作家、史學家、環境與野生動物的保護者。他任職聯合國十餘年,參與過柬埔寨和巴爾幹半島的維和行動,在緬甸擺脫軍事獨裁統治初期當過緬甸政府的顧問。現住仰光,身為吳丹故居(U Thant House)和仰光遺產信託基金會(Yangon Heritage Trust)的負責人。《緬甸,新亞洲的博弈競技場》二〇一九年於馬可孛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