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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繫上安全帶

二○一九冠狀病毒這場陌生的疫癘,現正顛覆著我們的日常積習,同時也扯開了世界各方面的沉痾宿疾。這次危難提醒了我們一件從古至今、國際社會不變的真理——說到底,每個國家能依靠的還是只有自己。瘟疫來襲的那一刻,即使歐洲各國這類長期合作的國家,也都關閉了邊境,準備自力更生。國際關係學者倒不怎麼意外,他們早就指出過,國內和國際政治最重要的差別,就是國際間沒有一個無上權威、沒有世界政府、沒有利維坦(Leviathan)來維持秩序。這個根本差距,讓許多思想家以為國際關係的地景永遠充斥著競爭與衝突。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說過,國家隨時都「刀鋒在手,擺出角鬥士的架式,牢牢盯緊彼此的目光」。雖然歷史實際上是重複交錯搬演著戰爭與和平。而在上個世紀,國家之間和平的時光還是多於戰爭,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旅行和投資也發展蓬勃。各國創立了許多機制和體制,以利彼此合作和解決共同的問題。只是到了最後、最危急的關頭,大家還是選擇分道揚鑣。

二○一九冠狀病毒重重撼動了冷戰以來所建立的基本世界架構。隨著強權間的較量漸歇、全球貿易欣欣向榮,世界各國也愈發相互依賴、緊密連結。但經濟整合也讓各國為了占據上風而相互競奪,新的經濟競爭者也崛起成為地緣政治的挑戰者,陣陣逆流隨之捲起。在這些年裡,資訊革命讓一切諸如貨品、服務、文化與思想等事物,都能以飛梭般的疾速往來奔襲,疾病也不例外。沒有國界可以攔阻這些有形與無形事物在全球流轉,也沒有哪個國家能獨自決定它的形勢;大家被緊密連結在一起,卻沒有誰可以控制這張網絡。換句話說,我們生活的世界開放、快速,但也因此,這幾乎是不穩定的同義詞。

要讓這麼開放變動的事物穩定下來十分困難。在開放、快速、穩定這三大特質中,任何體系都只能達成其中兩項。像當今世界這種開放快速的體系,不可避免會失去穩定。而像中國這種快速而穩定的體系,就會比較封閉。至於開放而穩定的體系,就會變得遲鈍滯礙。比如十九世紀的奧匈和鄂圖曼帝國就是如此:幅員廣大、多元開放,最後也寂寥朽敗。科技專家柯恩(Jared Cohen)也曾提出過這種「三難」概念:他發現電腦在連線時,開放、速度和安全三者同樣無法兼得,只能擇其二者。經濟學界也有同樣的概念,稱做「政策三難」(policy trilemma),意思是國家不得不從下列三者中擇一放棄:自由流動的資本、獨立的中央銀行和固定的匯率。這樣講可能有點流於理論,不過所有三難都是在談同一個簡單的概念:如果一切都開放迅速,體系也會以可怕的速度失控。

比如現今變化萬千的全球資本主義雖然能帶來超凡的經濟成長,卻也會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失序。在一九三○年代中至一九八○年代初之間,每當金融市場受到的監管比較嚴格,嚴重的金融恐慌也會變得罕見。然而最近幾十年來,隨著政府放鬆對金融業的監管,危機就接二連三發生:拉丁美洲債務危機、購屋儲貸社倒閉潮(savings and loan collapse)、墨西哥龍舌蘭酒效應(Mexican Tequila crisis)、亞洲金融風暴、俄羅斯盧布危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破產、網路泡沫、金融海嘯。愈開放、愈多變,也就愈不穩定。

我們讓超速運轉成了世界的常態。這兩個世紀以來,人類各方面的發展都急遽加速,尤其最近幾十年又更快了一截。人們的壽命愈來愈長、生產和消費愈來愈多、住空間不斷擴張、能源消耗量更大、產生的汙染更多,溫室氣體也排放得更凶。隨便舉個例子:二○一九年,來自五十個國家、共一百四十五位專家提出了一份《聯合國報告》,結論是:「全球各地的自然環境都以史上空前的速度衰退。」七五%的大地和六六%的海洋,都因人類的行為而遭到「嚴重改變」。生態系逐漸崩潰,生物多樣性也日漸消失。世界上有八百多萬種動植物,其中八分之一正瀕臨滅絕,有些物種已經只剩下幾十年的未來。這些壓力與失衡有些可以預見,有些不行——但全部都是災厄之源。

行為與反應

二十一世紀有三大危機可以協助我們理解行為和反應的陰陽相生,分別是九一一事件、金融海嘯及二○一九冠狀病毒,正好分別反映著政治、經濟和自然三個維度。九一一事件讓我們看到,原以為勢不可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和美國霸權,在部分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反應卻是怒火喧天。西方國家和它們的價值觀曾席捲世界,不料這並非是所有人都樂見的發展。憤而反噬的雖是少數——恐怖主義畢竟是弱者的武器——卻威震了整個世界。

二○○八年金融海嘯的背景,是整個金融業失去控制,當時搞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的油水往往比實際的工程還要豐厚。華爾街不斷從衍生性商品上擠出一層一層愈加精深晦澀的商品,鼓勵人們賭上日益增長的風險,換取微薄的回報。除此之外,對房屋所有權的迷戀,也讓政府和私人企業引誘更多人借更多錢購買更大的房子。最後,這一切已經錯綜複雜到只要房價稍有變動,整個體系就會像是經濟體系連鎖大停電一樣瞬間化為烏有。

至於現在流行全球的肺炎,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大自然的反撲。人類現在的生活方式,幾乎是在邀請動物身上的病毒來感染自己。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估計人類身上的新疾病大約有四分之三是來自動物,其中包括愛滋病、伊波拉、SARS、MERS、禽流感、豬流感,二○一九冠狀病毒多半也是這樣來的。為什麼這幾十年,疾病從動物傳染到人身上的速度變得這麼快?原因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類跟野生動物的距離都愈來愈近。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太快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同時橫跨了好幾個世紀,比如在武漢這種城市,中國已經有了科技化的先進經濟;但在摩天大樓的陰影底下,卻仍存在充滿奇珍異獸的野味市場,這些地方正是人畜傳染最好的煉蠱皿。而且這些地方的居民行動也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傳播資訊、產品、服務,當然還有疾病。

對自然棲地的破壞也是原因之一。有些科學家認為,當人類將文明的觸手伸入自然去鋪設道路、開發土地、設立工廠、開挖礦產時,也提高了動物將疾病傳染給我們的機率。蝙蝠是狂犬病和伊波拉等許多病毒的宿主,二○一九冠狀病毒似乎也是從牠們身上來的。為什麼是蝙蝠?這些動物有著非常完善的免疫系統和防衛機制,比如說在飛行時提高體溫,這樣一來就只有強壯的病毒才能活過天擇。這確保了蝙蝠身上的病毒可以快速讓其他動物陷入衰弱,並有更多機會四處散布。蝙蝠還會和附近的同類大量群聚,為病毒傳播創造完美的溫床。德州聖安東尼奧城外有一個布蘭肯洞穴保留區(Bracken Cave Preserve),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棲息地。每年三至十月之間,會有一千五百萬隻墨西哥游離尾蝠聚集此地,在夜空中「蝠搖直上」(batnado),其聲其景都頗為壯觀。

蝙蝠原本生活的地盤距離人類很遠。但隨著棲地被破壞,牠們身上的疾病也逐漸傳到了我們身上。馬來西亞這幾十年來不斷砍伐雨林以生產棕櫚油和木材,這種毀林行為讓果蝠不得不易地而居以利生存。很多果蝠會群聚在養豬場附近以芒果和周圍的其他果樹為食。一九九八年,以蝙蝠為宿主的立百病毒(Nipah)似乎經由豬隻感染了豬農。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歷或許也差不多,可能是以鱗片常被做成藥材的穿山甲為中間宿主,接著才感染人類。知名疾病生態學家達薩克(Peter Daszak)說:「我們每天都在增加瘟疫爆發的可能性。要知道,瘟疫不只是自然現象,而是我們對自然的所作所為。」

>>本文摘自《後疫情效應:CNN「札卡瑞亞GPS」主持人給世界的10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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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德.札卡瑞亞 Fareed Zakaria

獲《前景》(Prospec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評選為「全球百大公共知識份子」。《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票選為「過去十年十大全球思想家」(top ten global thinkers of the last decade)。

主持CNN重量級國際新聞評論節目《札卡瑞亞GPS》(Fareed Zakaria GPS),全世界各地有兩億兩百萬個家庭收看。為《華盛頓郵報》撰寫每週專欄,每月有八千萬至一億名讀者。

 著有《自由的未來》、《後美國世界: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為博雅教育辯護:當人文課熄燈,大學正讓青年世代失去遠大未來》。《自由的未來》出版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評論道:「札卡瑞亞是極為傑出的年輕作家,他針對西方憲政原則如何影響全球秩序寫下一本引人入勝、發人深省的著作。」 《後美國世界》發表後,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說:「法理德.札卡瑞亞對國際時事的分析一直以來都很出色,但更難得的是,他都是對的。如今,他又出版了一部充滿洞見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