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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Fernando @cferdo on Unsplash

經濟方面喘不過氣,政治方面沒了耐性

我在法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最近一次從巴黎前往凡爾賽宮的旅途中,偶然經過一個販售福音書籍的攤位,攤位上掛著一個牌子,上頭寫著:「世界失控了。」當時我腦中出現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是:預告凶兆向來是不錯的廣告策略,許多宗教組織都使用過這種手法。而且這個攤位在凡爾賽出現,更突顯這種歷史,因為這個城鎮曾經歷過不少「失控」時期。凡爾賽是來自歷史的回聲,提醒我們,絕對的權力與絕對的不平等,可能會導致暴力及無法預料的後果。

我的第二個想法,是很想問一問這個世界是否真的「失控」了。我們可以確定,世界的生產總值與財富正處於歷史高點,許多大國的失業率也下降到十年來的低點,科技的發展更令人目眩神迷。而且在過去二十年間,全球的貧困問題急速減少,因此整體狀況看起來其實並不差。

不過,如果我們再往深處探究,情況看起來就會截然不同:世界經濟為了從後危機時代復甦,以致變得緊繃且扭曲,債務水準與中央銀行的干預都達到紀錄高峰。雖然貿易局勢緊張,二○一八年的經濟仍有成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等機構也預測,在未來的五至十年,趨勢成長―長期平均成長率―將遠低於過去三十年的平均值。一般家庭似乎都已意識到這一點,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也變得更緊張。更重要的是,我們所依賴的成長來源正在反轉。

生產力(也就是這個世界成長的能力)已變得毫無生氣,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與開放貿易正備受抨擊而節節敗退。川普總統的貿易爭端或貿易十字軍開始讓世界秩序產生分裂,並與大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流脫勾。二○一八年最值得回顧的事,就是在六月舉行的七大工業國組織會議(G7),與川普一起開會的各國元首都反對他。除了七大工業國組織會議,人們也重新思考美國在世界經濟所扮演的角色。美國以前曾經解決過新興市場危機,然而二○一八年夏季與秋季,美國對中國和土耳其加徵貿易關稅,卻可能引發新的危機。我相信,這類貿易紛爭的長期影響,將減少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投資,而非增加。

我在凡爾賽的另一個反思是,各國國內與各國彼此間有一條逐漸變深的斷層線,即經濟成長和財富的分配。在經濟成長和財富分配光譜的一端,是企業享有的經濟額―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企業利潤―這個數值來到歷史高點。然而,在光譜的另外一端,是工人擁有的經濟額―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勞工薪資―卻位於低點。同時可反映這種情況的,是美國平均工資與股票市場價值的比率來到數十年來的低點。從實際層面來看,這顯示了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人難以儲存養老金。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曼哈頓的華爾街和皇后區的大街這種對比性,在資方與勞方之間形成鮮明的衝突。隨著全球財富不平等的現象加劇,這種緊張局勢將開始對人們的期望產生影響。

在已開發市場中,人們對於收入、預期壽命和社會流動性的期望趨於平緩,在某些地區甚至開始降低,造成植根於這個世代的失落情緒,進而導致對政治缺乏期待的態度。相反地,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充滿期待―在新興市場中,人們期待擁有更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消費選擇,以及更有趣的生活方式。二○一八年的電影《瘋狂亞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就是一個極端的例證。這部電影描述亞洲新興富人的崛起,並展現那些富人有哪些受到制約的奢侈消費習慣,和他們看待西方國家的態度。我想說的是,就像一九八七年的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一樣,《瘋狂亞洲富豪》也帶有危險的象徵意義。雖然整個亞洲的財富創造呈現上升的趨勢,這種成長如果出現減緩,將會轉變成政治動盪。就全球面來看,國家之間的財富不平等也在發生變化,然而隨著新興國家的財富水準逐漸趕上,這種不平等的情況已有改善。例如,從二○○二年到二○一六年,印度成年人的財富成長了三倍,但英國成年人的財富只成長五○%。

一般來說,我們越質疑全球化趨勢下的世界發展方式,就越能看到極端的現象發生,並察覺新的壓力因素和風險正觸及一般人的生活,以致讓人覺得「這世界整個不對勁」。讓事情變得更複雜的是,原本輕輕鬆鬆就能獲得富足的浪潮,此刻正在逐漸消退。這股浪潮退得越遠,就越暴露出之前被全球化現象隱藏的斷層線。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一章將為後面的章節鋪路,先簡單敘述這股浪潮退去之後的結果:世界在經濟方面喘不過氣,在政治方面也失去耐心;某些地方對於財富和收入的長期期望正逐漸下降,這個世界已經建立的規則也被破壞。

「變革的步伐從來未曾如此快速」

讀者可能會問:難道科技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嗎?今天確實有許多解決問題的新科技,多到令人眼花撩亂―從基因編輯、數位醫療保健、睡眠口罩、加密貨幣,一直到生活方式的應用程式―我們可能認為大部分的問題都能透過科技解決。舉例來說,法國作家尼古拉斯.桑托拉里亞(Nicolas Santolaria)寫了一本名為《我如何外包我的生活》(Comment j’ai sous-traité mavie)的書籍,在書中描述他如何儘可能將諸多雜務及生活上的瑣事轉交給應用程式處理,其中包括一種約會交友的應用程式,讓他可以透過付費的方式,由應用程式先與他感興趣的對象進行所謂的「暖身聊天」(Pre-chat up)。

我的答覆是,當浮華的未來學家滔滔不絕地描述這類科技時,似乎讓人嘆為觀止,但是對於大多數的一般人而言,可能只覺得困惑、受威脅及傷腦筋。舉例來說,在二○一八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說:「變革的步伐從來未曾如此快速,但將來也不會再像此刻如此緩慢。」這句話讓「達佛斯人」覺得開心,但也讓一般人感到恐懼。我認為―人們投票的方式,以及例如電子遊戲成癮和急性注意力不足等新興心理疾病的增加,都能支持我的看法―各種變化已經超出大部分人所能接受的程度,他們寧願變化的腳步放慢。例如:許多高階主管都能證明,雖然科技對企業極有助益,但員工們卻不是十分願意採用這些科技。

儘管我不想顯得太老派,然而現實就是許多人越來越覺得一切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這種違和感在歐洲和美國的政治辯論中似乎普遍存在,可能是因為經濟焦慮已經觸及人們對變化的耐性及所察知的全球化副作用之極限值。

失落的感受有許多不同的源頭,但它們有一些共同點。其中一個共同點是大家廣泛認為西方國家的政治運作不佳。根據媒體的分析,另一個共同點是生存的威脅感越來越強大:恐怖主義、歐元的命運、氣候變化,以及各種疾病。舉例來說,二○一四年在西非爆發的伊波拉病毒危機,在社群媒體上受到廣泛討論,達到每分鐘被提及六千次的頻率。雖然美國境內很少陽性反應的病例,但仍引發美國人爭相檢測該疾病的浪潮。3在許多國家中,人們覺得自己逐漸與形塑其社會的價值觀及行為脫節,因而產生一種失根的感覺(loss of heimat)。(Heimat 這個字,簡單來說,我希望可以在不受爭議的情況下指稱一群人覺得熟悉、可以信賴的地方或社會,而且這個地方或社會與其文化一致,如同一個像家一樣的地方,能夠讓人放輕鬆。)在某些情況下,有失根的感覺並不算壞事―想想看,西方社會變得更寬容和開放,或想想女性地位正在如何改變。然而在其他情況下,失根的感覺會令人迷失方向,因此人們會基於本能,反對他們認為干擾他們的力量,例如科技與移民。

>>本文摘自多極世界衝擊:終結全球化,改變世界金融與權力中心的新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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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可‧歐蘇利文(Michael O’Sullivan)

成長於愛爾蘭,並於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完成學士及學位。取得博士學位後,在普林斯頓大學繼續學術研究生涯,並意識到自己不想成為學者,於是回到歐洲擔任瑞士銀行投資策略師。現任瑞士信貸擔任投資長,定期到各國出差,得以深入了解各國運作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