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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負責任?人類在群體中天生傾向不作為

二○一七年四月九號在芝加哥歐海爾國際機場,一架聯合航空班機因為座位超賣,要求數名乘客下機。六十九歲的陶成德(David Dao)醫師拒絕放棄座位,隨即被強行帶離飛機。他被三名芝加哥航空局警衛在機艙走道上拖行,頭部在途中撞到座位扶手而失去意識,不止腦震盪還撞斷鼻子、掉了兩顆牙齒。機上多名乘客錄下事發經過並把影片上傳到社群媒體,這起事件於是廣傳開來。

很多耳聞此事也看過影片的人,把重點放在陶成德遭受的不當待遇。不過他們忽略了我立即注意到的一點:飛機上滿是沉默的乘客。這些乘客顯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很多人用手機錄下這一幕,之後又在社群媒體上大加撻伐。然而,事發當下只有一名女性挺身出來大喊:「你們在幹麼?」除此之外沒有人質問航警,也沒人干預這顯然失當的舉措。

某種程度上這其實不意外,無數研究已經顯示當有其他人在場時,我們比較不會出手調停:我們假定別人會做些什麼,所以自己不必行動。諷刺的是,這種傾向──亦即心理學家說的「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表示受害者會得到的幫助與事發現場人數呈負相關,心理學家稱呼這種現象為「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然而,我們會在本章結尾看到這並非鐵律,有時人雖然身在群眾中,還是能突破旁觀者的角色。

旁觀者效應的由來

旁觀者束手無為的研究主題在一次事件後熱門起來:一九六四年,美國紐約皇后區的年輕女性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在自家公寓大樓外被殺害。《紐約時報》調查這起謀殺案後發表報導,有如在控訴都市生活之惡,顯然得證都市的剝奪人性。報導敘述了事發經過,宣稱當晚有三十八人目擊或聽到這起事件,不過沒有一人在凱蒂被攻擊的那段時間出面幫忙或報警。較晚近的研究揭露這則報導有失實之處,不過本案還是在心理學界激起一波研究熱潮,後來這種現象被歸類為旁觀者效應。

吉諾維斯案激發的最早期研究之一來自紐約大學的約翰.達利(John Darley)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畢博.拉塔內(Bibb Latané),他們在實驗情境中模擬一樁逼真的意外,藉此分析有旁人在場會如何影響受試者的反應。他們想了解的是:認為自己要為向外求援負全責,或是認為其他知情者也能求援,在這兩種情境中,人的行為會否有所不同?受試者都是大學生,被告知實驗是要檢視學生常會碰見的個人困擾,而且為了保密身分,安排每名受試者獨處一室,實驗員不會聆聽他們的對話。受試者被各自帶到附有對講機的小房間,對講機是用來與另五名受試者交談。研究人員要每個人自我介紹,一名受試者約翰(研究人員的暗樁)會提到他有癲癇的困擾,有時會被壓力誘發,並且說他如果開始口齒不清,務必要有人去求援。

研究人員接著進行實驗的關鍵步驟:有一半的受試者被告知,全體受試者都能透過對講機聽到別人的對話內容。另一半受試者則被告知,約翰的對講機有點問題,只有他們一人能聽見他,所以必須向全體受試者複述約翰的話。

你或許能猜到,對話開始幾分鐘後,約翰口齒不清起來,並且請求幫忙。

有誰伸出援手呢?首先是好消息:被告知只有他們能聽見約翰的受試者,有八十五%立即離開房間求援(令人納悶另外十五%在想什麼)。這些人顯然相信只有他們知道約翰即將癲癇發作,自覺有責任也必須採取行動。壞消息是,被告知全員都聽得見約翰的受試者,伸出援手的比例就低很多了。以為別人也聽得見約翰的受試者當中,只有三十一%在六分鐘內離開房間;他們肯定是假設別人會出手相助,覺得自己不必擔責。

達利和拉塔內的實驗設計是為了創造一個典型來模仿真實世界常態:緊急事故的旁觀者知道、身旁其他人也知情,卻不知該作何反應。兩位學者發現,如果事故只在一人眼前發生,也就是這一名旁觀者明顯知道自己該有所行動,則當事人更有可能獲得救助。如果事故在多人面前發生,人愈多,旁觀者就愈可能觀望是否有別人出手。

不過,這個劃時代研究有個更重要的發現:即使人群裡的大多數人沒有向外求援,他們也不是刻板印象中冷漠無情、無視意外的旁觀者。等實驗員在實驗結束後進入對講機房間,許多受試者都表達了對約翰的關切,詢問他是否「沒事」、「有沒有人照顧他」;他們也表現出受到刺激的生理徵兆,例如雙手顫抖與流汗。要是他們如此擔心焦慮,為何沒有做點什麼呢?

達利和拉塔內假設,沒有代為求援的受試者並非鐵了心不幫忙,更像是處於猶豫不決的狀態。置身多人情境中的受試者為了決定該怎麼辦,或許在心裡盤算過各種選項。因為他沒有行動的必要,或許開始思考不行動的理由:可能有人已經去求救了,他若插手只是添亂;或許求援是反應過度,落得自己也尷尬;還有,離開房間說不定會擾亂實驗。那些落單的受試者沒有權衡這些變項,因為他們知道只有自己一人能幫忙,責任很明顯在他們身上。

人在群眾中,伸出援手的可能性會大為降低,這個研究發現在真實世界的事故中一再重演。底下有幾個近期案例:

  • 在佛羅里達州可可市(Cocoa),一群青少年眼睜睜看著一個男人溺斃池塘,沒有一人出手相救或對外求援。
  •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一名學生在豪飲波旁威士忌後不省人事,有人把他抬到沙發上,當他毫無意識地躺在那裡的同時,其他兄弟會成員在一旁繼續喝酒開趴打撞球。隔天早上被發現時他已經死亡。
  • 在倫敦一個人潮如織的購物街區,一名男子想扯下一名穆斯林女性的面紗,不少購物民眾目睹這個攻擊事件,卻沒有一人挺身幫忙。
  • 中國有一名兩歲大的女孩被汽車輾過,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超過七分鐘,其間有至少十八人直接繞過她走開。
  • 印度有一名婦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強暴,許多人在事發當下經過現場,卻沒有做出任何行動阻止。

這些案例裡,旁觀者原本都可以幫忙,也理應幫忙。

連幼童都有人多就不行動的傾向。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的瑪麗亞.普勒特納(Maria Plötner)與一群同事設計了一個實驗,測試幼童是否會受旁觀者效應影響,並探究驅策他們行為的因素。在這個實驗裡,他們要五歲兒童為一幅圖畫著色,實驗員接著會演出一個情境,假裝需要幫助。

兒童助人的可能性會受何影響,是責任分散還是社交因素?前者是別人可能也會幫忙,兒童自覺較無幫忙的壓力;後者則是他們不確定情況是否需要援手,或是羞於在旁人面前挺身而出。為了測試這個問題,學者設計了三種情境:(一)受試兒童獨處;(二)受試兒童與其他兩名看來也能幫忙的兒童在一起(旁觀者情境);(三)受試兒童與兩名坐在矮牆後面、顯然無法幫忙的兒童在一起(旁觀者無用情境)。受試兒童不知道的是,研究人員事先交代另兩名代表旁觀者的兒童不要幫助實驗員。

受試兒童開始畫畫大約三十秒後,實驗員「不小心」打翻杯子,把水潑到地上,並且明顯表現出懊惱,喊著「唉呀」又呻吟抱怨,向擺在地上的紙巾打手勢──受試兒童也看得到在實驗員伸手範圍外的紙巾。實驗員接著測量受試兒童如果有所行動,要過多久才會過來幫她擦地板。

研究人員發現,比起與兩名能幫忙的旁觀兒童同組,跟實驗員獨處的兒童更可能幫忙,比率不止高出許多,反應也快很多。這是我們請成人做旁觀者介入實驗時一貫會有的發現。不過第三組的情況如何,也就是兒童與無法幫忙的人同在?這一組受試兒童出手幫忙的速度,與獨處的兒童一樣快。

為了理解是什麼動力發揮作用,一名研究員在實驗結束後很快與每名受試兒童聊了一下,問他們:實驗員是不是真的需要幫忙?誰應該幫忙?他們又怎麼知道誰該幫忙?還有,他們是否知道該怎麼幫實驗員?

在全部設計情境中,大多數兒童都領悟到實驗員需要幫助。不過這些兒童自覺該提供協助的程度則有差異:獨處組與旁觀者無力幫忙組的兒童有五十三%表示自己應該幫忙,至於旁觀者可能幫忙的那一組,自覺該幫忙的兒童只有十二%。至於兒童是否知道該怎麼幫忙,學者也從陳述中看到差異。在旁觀同伴可能幫忙的那一組裡,將近一半(四十七%)的受試兒童說他們不知如何幫忙,相較之下,獨處組說不知道的比率只有十%,旁觀者無力幫忙組的比率則是零。有鑑於實驗員需要的幫助相當簡單明瞭,把紙巾遞過去就好,表示不知如何幫忙的兒童可能是想為自己的沒反應提出解釋,不論是對研究人員或是對自己。即使這些兒童只有五歲,我們還是能看到他們心知或許該幫忙,也努力想為自己的行為找正當理由。

普勒特納結論道:「只有當責任明顯落在身上,才有很高比例的受試兒童出手幫忙。研究顯示,這年紀的兒童在決定是否幫忙時,已經會把責任歸屬納入考量。」不過,當其他或能幫忙的人也在場,受試兒童就很樂意坐等別人出手。由此可見,兒童只要自覺有責任,也能顯現樂於幫忙的天性。

撫育多名子女的父母都知道,有其他可能幫忙的人在場,孩子就會認為自己不必擔那個責任。如果手足不在,每個孩子幫忙的程度就會大增。說到底,如果你的兄弟能幫忙掃起碎玻璃杯,你又何必麻煩?

>>本文摘自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揭開讓我們選擇沉默的人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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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瑟琳・山德森Catherine A. Sanderson

任職於安默斯特學院的生命科學/心理學院,2012 年時被普林斯頓評論(The Princeton Review)評為全美 TOP 300 教授之一。山德森教授的相關演講、文章散見於各大媒體,如《華盛頓郵報》、《波士頓環球報》、《大西洋》雜誌、CBS電視網、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