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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Wolfgang Hasselmann on Unsplash

腦中的世界

我的第一次旅行是步行穿過田野。當時有好一段時間,都沒人注意到我消失了,我因此得以走上一段很遠的路程。我穿過整座公園,然後沿著田野道路走過玉米田,以及長滿驢蹄草、溝渠縱橫的潮濕草甸,一路來到河邊。話說回來,在這片低地上,隨處可見河流的蹤跡,它滲入草皮之下,舔舐整片田野。

我爬上堤防後,看見一條移動的緞帶,一條超出框架、超出世界的道路。運氣好的話,站在堤防上會看見一艘艘巨大而扁平的駁船,它們無視水岸、樹木與站在堤防上的人們—當作不值得留心、會變動的地標,當作船隻優雅行進時的見證者—逕自航向河的兩端。當時的我曾夢想長大後要在這樣的駁船上工作,若能變成一艘駁船,那就更好了。

那條河其實並不大,不過就是奧得河罷了,但我當時年紀也還小。後來我查過地圖,它在河流的分級中,算是次要的,卻不至於讓人忽略,地位有如從封地到宮廷晉見亞馬遜女王的女子爵。然而,它對當時的我來說,已是巨大的河流。它隨著自己的心意流動,早就沒人管束,喜歡隨處氾濫,讓人難以捉摸。行經某些地方時,它刻意與水面下的阻礙糾纏,一道道的水漩也因此而生。它恣意流動、行進,專注於自己那位於北方某處、隱跡於地平線下的目的地。它讓人無法盯著它看,因為它會讓人極力把視線拉到地平線之外,直到暈頭轉向為止。

這條浪跡天涯的善變流水只專注在自己身上,沒有理會我。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條一生只能跨入一次的河流。

河水每年都會向被它馱在背上的駁船收取高額費用—因為年年都有人溺斃其中,不是在酷暑玩水的孩子,就是莫名其妙翻過欄杆、從橋上失足摔落的醉漢。為了搜尋這些溺水之人,總得耗上許多時日,鬧得沸沸揚揚,讓附近的居民精神緊繃。在這種時候,人們會派出潛水隊和軍用水上摩托車。靠著大人提供的線索而找回來的屍首,各個蒼白浮腫—流水將那些軀殼中的生命沖洗殆盡,把他們的輪廓抹得連近親都難以辨認。

站在堤防上凝視水流時—即使有各式各樣的危險存在—我體認到動總好過於靜,改變總比不變來得崇高。凡是靜止不動者,最終必然崩解、衰退,化成灰燼,而動者甚至能持續到永久。公園;一個又一個的菜園裡,剛發芽的蔬菜稀疏排列;玩跳房子的水泥磚人行道……這些是我熟悉的風景,恆久不變。從這裡看出去,河流成了一根針,從這幅風景穿插而出,垂直勾勒出一個三度空間。它在這幅畫裡穿了洞,讓我童稚的世界幾乎像個橡皮玩具,「嘶」一聲洩了氣。

我的父母有點算是遊牧民族,他們搬過很多次家,最後總算在一所鄉間學校落腳,待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學校離大馬路和火車站很遠,光是走出輪番耕種各種農作物的田野,就可稱為旅行;如果去小鎮的話,更可稱為出一趟遠門。父母會去鎮上採買,到公務機關遞交文件。鎮公所前的廣場上,可以找到美髮師的身影—他總是繫著同一條圍裙,上頭有著顧客留下的染髮劑殘漬,像是某種書法或漢字,即使幾經洗滌與漂白,依舊可見。媽媽去染髮的時候,爸爸會在﹁新咖啡廳﹂等她。店外擺著兩張桌子,爸爸會坐在其中一張桌前看地方版的報紙,而上頭最有趣的版面,總是登載與儲藏果醬及醃黃瓜的地窖竊案有關的犯罪消息。

他們的假期旅遊很嚇人,行李總是塞到滿至車頂。在雪才剛退,大地還沒甦醒的早春,他們便會開始畫,一連花上好幾個晚上的時間。他們應該要等到田被鋤頭與犁耕過,種子開始發芽才對,這樣他們就會把時間都花在田地上,從早到晚待在那裡。

他們是屬於會把房子的替代品—露營車—掛在車後開出去玩的世代。他們有多功能的瓦斯爐、小型摺疊桌和椅子、紮營時用來曬衣服的塑膠繩和木製曬衣夾、防水桌布、野餐用品—彩色的塑膠盤、餐具,還有鹽罐和酒杯。

出去旅遊的時候,除了在教堂和紀念碑底下拍照,父親和母親最喜歡的就是逛跳蚤市場。去程的路上,父親在跳蚤市場買了軍用茶壺,那是銅做的,裡頭有管子可以放一把樹枝進去燒。營地裡雖然可以用電,他卻用這個水壺來燒水,弄得亂七八糟,而且還冒煙。他會蹲在這個燙人的器具前,驕傲地聽著滾水的冒泡聲,然後再把水拿去沖茶包,他真是一個標準的遊牧民族啊。

我的父母會在營區裡規劃好的場地舒舒服服坐下,而且每次都是跟像他們這樣的同好坐一起,與隔壁帳篷的鄰居隔著晾了襪子的繩子,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他們拿著觀光指南討論旅遊路線,並在上頭把觀光景點都仔細標好。上午去海邊或湖邊游泳,中午過後則是外出參觀各個城市裡的古蹟。當天行程的最後是晚餐。波蘭的貨幣茲羅提很弱勢,以世界貨幣而言,根本微不足道,所以他們每次都要省錢,最常吃的是燉肉、肉餅、茄汁肉丸這種裝在密封玻璃罐裡的自製食物,只要煮麵或飯就可以了。接下來就是要找可以接電的地方,然後繼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這樣的打包時間,總是讓人百般不願。即便如此,到頭來,他們終歸也只是在旅行的目的地跟家之間,這條形而上的封閉軌道上巡迴。他們不是真正的旅行家,因為他們旅行的最終目的還是回家。每當回到家,他們總是鬆一口氣,好像圓滿達成任務一樣。而他們每次之所以會回來,都是為了要拿櫃子上堆積成塔的信件與帳單。他們會洗非常多的衣服,把照片拿給朋友看,「這是我們在法國南部的卡卡頌。」「而這是我太太,在她後面的是雅典衛城。」只是大家都看得十分無趣,悄悄打呵欠。

接下來的一整年,他們會過著久坐不動的生活。這是一種奇怪的生活方式。早上起床看到的,就是昨晚留下的狀態。衣服吸滿了自己家裡的味道,地毯也讓孜孜不倦的腳掌上踏出一條小徑。

這不適合我。顯然我少了某個只要在一個地方待久一點,就會開始生根的基因。我試過很多次,不過我的根總是很淺,只要風一吹,就會把我吹倒。我不會發芽。我缺少這樣的植物能力。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俄斯只要站在土地上,便能獲得源源不絕的能量,我卻不會從土中吸取汁液,我是一個反安泰俄斯者。我的能量來自動作—公車的震動、飛機的低吼、渡輪與火車的晃動。

我是一個很好養的人,身材不算高大,該有的都有。我有一個不挑剔的小胃、強壯的肺、結實的肚子和強壯的臂肌。我沒有吃藥,沒有戴眼鏡,沒有服用賀爾蒙。我每三個月拿理髮器修剪一次頭髮。我幾乎不用化妝品。我的牙齒很健康,也許不是非常整齊,卻沒有缺牙,只有很久以前補過一顆蛀牙,好像是下排左邊第六顆吧。我的肝臟正常。胰臟正常。左右兩顆腎臟的狀態良好。我的腹主動脈正常,膀胱沒有問題,血紅素值12.7,白血球4.5,血球容積比41.6。血小板228,膽固醇204,肌酸酐1.0,膽紅素4.2……。我的智商—如果測驗準確的話—有121,算夠用了。我的空間想像力特別發達,幾乎可以算是過目不忘的全現心象,但只有極輕微的腦功能側化。我的人格特質很善變,大概不是個值得信任的人。我的心智年齡跟實際年齡一樣,心理性別也和生理性別相符。我通常都買平裝書,這樣忘在月臺、被別人拿去看的時候,就不會覺得心疼。我沒有任何蒐藏。

我雖然有大學文憑,實際上卻沒學到任何專長,對於這一點,我覺得很懊悔。我的爺爺是織布工,他會把織好的布匹染白,然後攤在斜坡上,讓熾熱的陽光曝曬。操作織布機,將經紗和緯紗編織在一起很適合我,但沒有攜帶式的織布機。織造是屬於定居民族的藝術。我在旅程中會用棒針織東西。不幸的是,最近有些航空公司禁止旅客攜帶棒針與鉤針上機。一如我所說的,我沒學到任何一技之長。一路走來,我緊抓住各種工作機會,跟我父母老掛在嘴邊的那套說法相反,我的工作沒有越換越差,反而成功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

歷經二十年的浪漫體驗,我的父母已受夠乾旱與霜凍。他們回到城市,回到有冰冷地窖可以整個冬天好好保存食物的地方,回到枕頭與被子是用自家綿羊毛填充的地方。我從他們那邊得到一點錢,踏上了自己的第一趟旅程。

>>本文摘自雲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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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 )

波蘭當代最受歡迎的女作家之一,在2018年榮獲最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肯定。評審讚言:「她在敘事想像上充滿百科全書般的熱情,代表著一種跨越邊界的生活方式。」

朵卡萩讀大學時主修心理學,畢業後曾擔任臨床醫師,後來從事寫作,但她自認是榮格的信徒,常以這位心理學大師的理論來激發自己創作。朵卡萩在1989年出版第一本作品詩集《鏡中城市》(Miasto w lustrach),四年後首部小說《書人的旅程》(Podróż ludzi Księgi)問世,博得廣泛的好評。1996年出版《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後,朵卡萩聲名大噪;2002年以《收集夢的剪貼簿》贏得德國Brücke Berlin Preis文學殊榮,本書並在2004年入圍國際都柏林文學獎決選。

2007年出版的《雲遊者》是一本以旅行為主題的短篇小說集,朵卡萩運用自傳、人物側寫、虛構故事、歷史事件、書信、語錄等不同的寫作形式,靈活展現旅行的不同面向。《雲遊者》在2008年獲得波蘭最重要的文學獎項尼刻獎評審團獎;英語版問世後,在2018年獲得曼布克國際文學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