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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以為事情都在掌握之中,但大多時候正好相反。我們的想法和行為受到當下情勢,尤其是周圍的人所支配,影響之深,遠超乎你我想像。

日常生活中,我們各方面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他們左右著我們的穿著、喜歡的音樂、吃的東西(還有食量)、投票的習慣以及金錢投資。這些人也牽動著我們的情緒起伏、心情好壞,甚至道德觀念。

這些由群體產生的動力是我們本身察覺不到的,相關的科學研究正在改變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我們並非如自己以為的,是獨立自主的主導者;相反的,我們是徹底的群體動物。這項見解令人感到憂心,因為它對我們看待自己及評斷別人的方式提出了質疑。該說法認為,以個性與人格作為預測未來行為的依據並不可靠。此外,我們也被迫正視某些涉及人性的難題,例如:犯罪是一種心理狀態嗎?作惡是否會引發更多惡行?英雄是與生俱來的嗎?

承認人性如此複雜難解並不容易。還記得《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在二○一三年七月那期以波士頓炸彈案嫌犯的照片作為封面,凶手查納耶夫(Dzhokhar Tsarnaev)有著一雙雌鹿般的無辜大眼,蓬頭亂髮、一副青澀男孩的模樣,怎麼看都不像會犯案的人。這也暗示著,大眾往往認為尚未定罪的殺人犯,外表怎麼看都不該像是搖滾歌手或是母親身邊乖兒子的模樣。

當然,他們也不是不能扮演這些角色,但令人不安的事實是:壞人從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來。而背後的因素應該是他們的社會性與難以抑制的群性(groupishness)。

人類是喜歡區分群體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我們用最牽強的藉口將人分門別類,例如髮長、口才等等,也難怪人類的諸多行為得從群體的層次解釋才能理解。一九五四年,美籍土耳其裔心理學家穆扎費.謝里夫(Muzafer Sherif)在他的「羅伯斯山洞」(Robbers Cave)實驗中,首次以科學方法證明了這一點。他將一群十幾歲的男孩帶到奧克拉荷馬州參加夏令營,將他們分成兩組,使其相互競爭。實驗期間,兩組人發展出近似部落戰爭的敵對意識,但這些男孩的背景及年齡幾乎一模一樣。謝里夫只是在雙方之間劃定楚河漢界,便製造出兩邊彼此歧視、水火不容的關係。

之後幾十年,社會心理學家多次證明人類可以毫不費力地建構出一套關於「我們」與「他人」的論述,緊接著衍生出偏見。例如人們會本能性地依據各種條件區分你我,比如眼睛或上衣的顏色、喜歡哪位特定的藝術家、多估或少估了圖案網點的數量,及擲銅板落地的是人頭還是字等等。

即使是隨意選定的標準,依然能產生根深蒂固的群體認同。目前任教於英國艾克斯特大學的馬克.列文(Mark Levine)博士做過一項實驗,他先要求曼徹斯特聯隊的足球迷仔細思考曼聯球隊的優點,接著發現這些球迷在路上看見陌生人受傷時,若對方穿著曼聯球衣,他們相助的機率會是對方穿著利物浦隊球衣或一般上衣的三倍。接下來他又重複同樣實驗,這次他要受試者先把自己當成一般的足球迷。結果顯示,無論受傷的陌生人穿什麼,只要是球衣,他們都樂意伸出援手。群體認同能夠徹底改變一個人,但效果來得快,去得也快,而這同時也是出自本能的反應。史學家大衛.康納汀(David Cannadine)在《未分裂的過去》(The Undivided Past)中提到1:「這種衝動……將世上的民族撕裂成逞勇好鬥的不同群體,它的存在就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

人類的群性有其演化上的道理。我們老祖宗身處的環境,只有能夠互助合作、迅速辨別敵我的個體,才能在物競天擇的機制中取得有利的生存條件。群體生活有各種好處,如勞務分工、共同抵禦掠食者及敵人等,可幫助人類提高生存繁衍的機會。這種傾向部落結群的天性深植在我們的生理機制中,透過體內激素及神經傳導物質的調節而發生作用。像睪固酮及催產素,前者會促進競爭行為;後者則增強對群體的熱愛認同(但也有說法指出並非所有人類皆然)。這有助於解釋人為何生來就渴望社交連結,也能解釋孤單寂寞所產生的譴責效應。別人的存在可能引致我們走上歧途,但沒有他們,我們可能會被推入更黑暗的深淵。

許多人一想到周遭的人對自己竟會產生如此劇烈而深遠的影響,都覺得很可怕,有時甚至感到無能為力。他們擔心無法掌握自己的生活,害怕失去主宰,擔心在群眾中會失去理智,或是群體的力量會使他們墮落,就像過去這麼多異教人士因此淪為暴民那樣。這種恐懼很大程度上源自迷思(事實上暴民既不魯莽也不是瘋子),但也並非全然如此。毫無疑問地,我們的群體傾向足以將我們拖往黑暗的道德深淵。

群性使我們難以容納異己,甚至撕裂社會。它無數次地使人捨棄和平談判而選擇侵略進攻。它可能引發銀行倒閉,足以說服普通人犯下驚世駭俗的暴行;它能讓心懷不滿的孤僻人士變成大規模殺人犯,使我們的觀點變得偏激,扭曲我們對各種問題的思考。它還會使我們太容易順應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當別人對我們抱持負面印象時,這就成了嚴重的問題(或許這就能完美解釋為何在某些文化中,女孩在數學及理科方面的表現比男孩差,而非裔美國學生的表現往往差強人意,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正在接受智力測驗)*

*原註:此現象稱為「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詳細解釋可見克勞德•史提爾(Claude M. Steele)所著的韋瓦第效應(Whistling Vivaldi)。

然而,群體傾向也可以將我們的行為提升至自己難以企及的層次。二十世紀許多反對極權暴政的抗爭行為大多是共同行動。大部分的英雄人物並非天生豪傑,而是為了回應同胞的迫切需求才挺身而出,他們根本想不到會留名青史。軍隊可以藉由患難情誼與團結來彌補敵眾我寡的劣勢;在許多運動成就的背後,團結是成功的關鍵要素。少了它,就無法在極端環境中締造冒險與生存的壯舉。有別於常見的典型形象,群眾往往展現出高度合作與利他精神,社會心理學家約翰.德魯利(John Drury)稱之為「第四緊急救援服務」(the fourth emergency service)*

強烈而有感的社會聯繫,甚至能幫助孤立無援的人渡過難關:許多被挾持的受害者及獨行探險家,就是靠著躲入遠離眼前侷限與幽禁的抽象世界裡,尋求精神上的庇護才得以保持理智。此外,我們還能假借社會需求(social need)的名義來達成正面目的。英國政府為了追討尚未繳交的所得稅而實施「推力」(nudge)策略,作法包括寄信提醒遲繳者,告訴他們大多數民眾都準時繳納,此舉有效讓補繳率提升了約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見,我們在各種想得到的層面上都很在意別人的一舉一動。

本書試圖透過一系列的真人實事,從古怪的舉止到一般人的日常行為,完整解析說明此現象。我們會看到戰爭英雄、極地探險家、倫敦暴徒、埃及阿拉伯之春的抗議人士、美國革命的草莽英雄、登山客、環球帆船航海家、紐約消防員、太空人、自殺式恐怖分子、戰時歐洲猶太人的救命英雄、孤僻殺手、職業自行車手、綁架案的受害者,以及美國「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的囚犯。我們將聽到社會心理學家現身說法,了解他們的實驗團隊以及田野調查如何重新定義一般人對於行為動機的認知。我們的腳步將從加薩的難民營一路走到埃及開羅街頭,從古巴的關塔那摩灣來到美國佛蒙特州林木蓊鬱的山谷。

最重要的是,我們將學習如何管理社會的驅動力與人性弱點,並利用它們來達成目的。我們將學會何時該順應群眾或是當個獨行俠、如何從聚集大批民眾的緊急事件中全身而退、如何透過自我覺察來幫助我們勇於對抗歧視、如何成功號召眾人集思廣益、如何面對孤獨與疏離,以及如何避免團體迷思隱藏的風險。

我們會發現,與其讓員工相互競爭,不如想辦法讓他們開心地打成一片,更能有效提高生產力。我們也發現,和別人共事很容易產生不合(但英雄壯舉也是一種群體活動);刻意聳人聽聞的報導手法雖然刺激了報紙銷量,但也扭曲了我們對世界和彼此的看法。我們會了解為何全明星隊的表現總是差強人意;為何幾乎沒有任何自殺炸彈客是單槍匹馬行動;為何同儕壓力能讓聰明人在面對簡單而直截了當的問題時,卻給出荒謬的答案?

本書旨在為人類難以捉摸、多變有趣的群體行為提出解釋,說明它們如何影響我們的所作所為。社會心理學能讓我們深入了解自己,沒有它,我們不可能冀望能真正瞭解彼此、心意相通。

>>本文摘自《失控的群體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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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可龐德(Michael Shaw Bond)

從事心理學及人類行為研究超過十五年,為《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自然》(Nature)、《前景》(Prospect)、《觀察家報》(Observer)、《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等報章雜誌的固定撰稿人。曾於埃及阿拉伯之春運動期間,擔任英國皇家學會相關科學報告的首席研究員,現定居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