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aled R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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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是一種脈絡

這是幾年前筆者在首爾大學校園裡遇到的例子。某輛車停在非停車區域,歪歪斜斜地半停在人行道上。同行的朋友開始責罵說「誰停車停成這樣啊」、「真的很沒公德心」。任誰來看,都會認為這是很沒公德心的停車方式。但筆者碰巧知道車主為什麼被迫這麼停車,而且也知道對方並不是沒有公德心的人,所以就跟朋友詳細說明其中的原委。

那天,學校的停車場已經停滿,鄰近道路也沒有可停車的地方。剩餘的停車空間只有兩台車之間的狹窄空間,無法讓一台車直直停好。急著要去上課的車主,只好把自己的車以四十五度斜角停進那個空間,然後立刻前往教室。這是當下能夠做出的最佳判斷。

問題是,隨著下班時間越來越近,兩側的車漸漸開離校園,只剩下那輛車還停在原地,就成了任誰看來都會覺得是「沒公德心的停車方式」了。在「兩輛車之間的狹小空間」這個前提下,這種方式是「突發奇想的停車方式」;但在「兩輛車之間的狹小空間」這個前提消失後,就成了「沒公德心的停車方式」。行經的路人看到那輛車時,如果「兩輛車之間的狹小空間」這個條件還存在,那就會認為是「校園停車困難」。但這個前提消失之後,就不再是校園停車困難,而讓車主成了沒公德心的人(我想讀者應該發現了,那台車的車主就是我)。

框架最常見的形態,就是所謂的脈絡。有時,新聞報導會把一個人所說的話前後文都剪掉,只拿重點出來報導,或是以刻意扭曲事實的「惡魔剪接」引發討論話題,這些例子都讓我們知道脈絡這個框架具有多強大的力量。

「為了多數人的利益,有時要犧牲少數人的權益。」

你贊成還是反對這個主張?回答起來並不容易吧。原因在於,這個問題並沒有任何前提,但如果提供了具體的假設,回答起來就容易多了。讓我們從知名的有軌電車難題來看這個問題吧。

一列正在運作的電車故障了,無法從內部控制方向。控制電車方向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軌道旁邊的控制桿扳起來。扳起這個控制桿後,電車就會改變行進方向,往右線道開去,但如果放著不管,則會繼續往左邊前進。左線道目前有五個人在施工,但他們不知道電車要來了,所以如果放著不管,這五個人全部都會死。如果把電車行進方向切到右邊,則只有在右邊施工的那一個人會死,在左邊施工的五個人則會活下來。如果是你,會怎麼選擇?

根據研究,在這個前提之下參與研究的人,大多數都選擇變更電車方向。雖然不能說哪一邊絕對正確,但他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他們將「為多數而犧牲少數是合理的」這個決定給正當化了。

現在,改變一下前提。

同樣是有軌電車故障,有五個人會死在軌道上;不過這次,你正站在橋上,電車將從你底下經過,在你面前有個健康的男人。如果你推了那個男人,他會掉到軌道上,電車撞到那個男人之後就會停下來,如此一來,軌道上的五個工人就能夠存活。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你會怎麼選擇?是會靜靜看著那五個工人死掉,還是會推你面前的男人,以拯救那五個工人?根據研究,在這個情況下,只有少數人會選擇犧牲橋上的男人。因為他們認為,無論再怎麼為多數著想,都不能將犧牲少數一事正當化。

為什麼在第一個情況,為了多數犧牲少數是比較好的選擇,可是換作第二個情況,卻會做出無論如何也不能犧牲少數的選擇?是因為我們善變嗎?不,是因為框架,也就是前提不同的緣故。在沒有前提的情況下,我們不容易做任何判斷,所以不相互分享思考邏輯的人,幾乎不可能得出共識。

我們雖然認為可以為多數犧牲少數,但同時也認為,在特定情況下不能犧牲少數。框架的改變,也就是前提的改變,會使我們產生許多不同的思考面向。因此,我們並不能隨便用「變節」來形容當選後改變想法的政治人物,因為他在當候選人時所了解到的條件,與成為實際做事的人之後所了解的條件有所不同。升遷前後像變了一個人一樣、結婚前後像變了一個人一樣,都是同樣的道理。因為,我們在進入特定環境之前並未接觸到某些條件,可是一旦身處那個環境之中,就會接觸到原本所不了解的事實。

所謂的換位思考,不過是了解對方身處的情況而已。

二○一二年南韓選舉期間,兩位首爾大學法律系學生展開了一場「朋友」爭論。他們各自參與了不同候選人的陣營,其中一人打電話給另一人,要求對方候選人主動辭退選舉,成了這次爭論的導火線。接到電話的學生將這樣的行為界定為政治操作,便對媒體揭露此事,事情演變成嚴重的醜聞。起初只是在爭辯是否有這樣的發言,但承認撥打這通電話的學生提出了新主張:「這只是朋友之間私下聊聊天,怎麼可以當成政治操作?」於是便展開了一場爭辯。他耗費苦心證明兩人是莫逆之交,但對方卻否認說:「我們是讀同一個系的同學,但並不是『朋友』。」

為什麼一個人主張兩人是朋友,另一個人卻主張不是呢?這正是框架所造成的。有了「是朋友之間的私人對話」這個前提,人們就會認為,即使彼此的政治立場不同,朋友之間還是可以打開心房談論政治。從「朋友的框架」來看,這樣的發言並不是政治操作或威脅,只是普通的玩笑而已。因此,發言的當事人才沒有否認自己的言論,而是利用「朋友關係」這個前提,嘗試改變眾人的觀點。對方也發現了這個意圖,為求在這場框架之爭中獲勝,便強力主張兩人並非朋友。


決定生活與死亡的框架

「智慧的核心是懂得問正確的問題。」──約翰・西門

過去無線台曾有一個節目叫《睜開眼睛》,是當時為了讓國民重新思考器官捐贈的必要性而製作的,節目中的移植用眼球,大多都是由美國那邊提供,這也讓國民感到有些羞愧與惋惜。

但根據相關統計顯示,美國同意器官捐贈的人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多。在美國,一九九五年至二○○三年間,未能接受器官移植而喪命的人數多達四萬五千人。

不僅是我們,就連美國人,面對器官捐贈的態度和實際執行的比例之間,確實有著令人驚訝的差距。一九九三年在美國實施的蓋洛普調查顯示,85%的美國人贊成器官捐贈,但實際同意器官捐贈者只有28%。

另一方面,在器官捐贈相關的議題上,歐洲國家卻有一個很有趣的點。歐洲各國在器官移植所需的醫療設施、經濟水準、教育水準、宗教等各方面條件都不同,所以捐贈比例不一樣是當然的,不過即使撇開這些不談,各國器官捐贈的比例還是有著顯著的差異。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匈牙利、波蘭、葡萄牙、瑞典的器官捐贈比例,較丹麥、荷蘭、英國、德國高;這兩組國家中,同意器官捐贈的比例,差距高達60%。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差距?

答案意外地簡單。器官捐贈比例高的國家,是透過政策,讓所有國民自動成為器官捐贈者,若捐贈者本人不希望捐贈,也可以透過一定的程序不捐贈器官。捐贈比例低的國家,則是依照本人的意願,經過一定的程序後,才成為器官捐贈者。也就是說,捐贈比例高的國家,國民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會自動成為捐贈者;捐贈比例低的國家,卻是必須經過特定的程序,才能成為器官捐贈者。儘管是同樣的選擇,不同國家卻採用了不同的框架,一方是讓國民自由選擇「要不要成為器官捐贈者」,另一方則是讓國民自由選擇是否「不要成為器官捐贈者」。

這兩種政策分別被稱為「退出」(Opt-out)和「加入」(Opt-in)。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有人非常希望成為器官捐贈者,那麼面臨怎樣的選擇都不是問題,他一定會成為器官捐贈者;相同的道理,很抗拒器官捐贈的人,無論提供怎樣的選擇,都不會選擇器官捐贈。但是,這兩種政策將人們誘導至極為不同的兩種框架,也就會使實際的行為產生極大的差異。

讓國民自動成為器官捐贈者的國家,國民必須找出「不器官捐贈的理由」,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捐贈者,所以很自然地認為器官捐贈是正常的事,也不容易找到不成為器官捐贈者的理由。不僅如此,由於他們什麼都不做就會自動成為捐贈者,所以器官捐贈一點都不麻煩,如果不希望器官捐贈的話,反而要經歷相當複雜的書面程序。

相對的,依照本人意願成為器官捐贈者的國家,國民則要尋找「一定要器官捐贈的理由」。因為他們本來並不需要器官捐贈,對他們來說,不提供器官捐贈是較為常見的情況,如果有人並不打算捐贈,他只要什麼都不做就好;相反地,要成為捐贈者還必須辦理一連串的手續。雖然,只要有心,什麼手續都不會是問題,但「因為覺得麻煩所以死也不願意去做」,不就是人類的心理嗎?

讓國民選擇要不要加入器官捐贈行列的國家,再怎麼強調器官捐贈的必要性、舉辦活動與推廣教育,效果都不會太顯著。反之,實施退出器官捐贈者行列政策的國家,即使不必舉辦太多活動、推廣教育,也會有許多人提供器官捐贈。一個簡單的框架,就能夠左右生死問題。

>>本文摘自《框架效應:打破自己的認知侷限,看見問題本質,告別慣性偏誤的心理學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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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仁哲(최인철)

首爾大學心理系教授,也是首爾大學幸福研究中心所長。進入首爾大學工學院就讀後,因為喜歡研究支配人類思想與行為原理的心理學,所以又重考進心理系。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獲得密西根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師從美國重量級心理學家理查‧尼茲彼(Richard E. Nisbett)。曾任美國伊利諾大學心理系教授,暨國際學術期刊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副主編。以科學實證為基礎,探究人類與社會心理,目前正持續研究如何能夠幫助人們獲得更美好的人生與幸福。2003年獲頒韓國心理學會青年學者獎。另著有《當下》(暫譯),並譯有《思維的疆域》、《快樂為什麼不幸福?》等書。

本書正式介紹「框架」這個概念,提出了對人類與社會的多元觀點與全新省思,被奉為韓國的心理學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