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gar-scheffold-gGI9zZKMG4g-unsplash
Photo by Ansgar Scheffold on Unsplash

德文、麵包店、猶太人、恐怖份子?
一些關於種族主義的德國思考

當我想丟掉書櫃

二○一八年七月底我從德國搬回台灣,搬家前,頭痛的事情是得處理家裡的幾個大書櫃。正確的做法是,打電話給清潔隊的大型垃圾收運專線,約定日期來收,在約定日期的前一天把大型垃圾清出去;因為平常已經每月繳交垃圾費用,這是免費的服務。

於是七月中時我打了電話,一問,清潔隊居然告訴我,可以在八月三十日來回收。

「什麼?可是我七月底就要離開德國了啊?」

「很抱歉,現在是暑假,我們業務很多,且很多員工渡假去了。我們愛莫能助,最快就是八月三十日。」

於是我去找了我那棟大樓的管理員,向他解釋,因為約不到適合的時間,必須把書櫃拆解後放在大樓地下室垃圾場,希望他到八月三十日前一天再為我把書櫃垃圾拿到外面回收。

結果,他不相信我約不到時間,我說,不然請您打打看吧。他便拿起了電話撥打清潔隊:「哈囉,我是×××,○○○大樓管理員,我們這裡有個住戶,有幾個書櫃要回收,想約定時間,他說他已經打過電話了,但是也許是因為德語不好,其中可能有什麼誤解。我希望再幫他約定時間……。」

只聽他邊點頭,邊聽對方在電話彼端說著什麼。最後,他說:「好,那就這麼確定了。」接著管理員掛上電話,對我說:蔡先生,我為您約好時間了。

我很驚訝地問他:那太好了,那麼我們約到哪一天來回收呢?

他遲疑了兩秒鐘後,說:「八月三十日。」

大家可以想像我當時臉上的黑人問號。不過,我沒有說什麼,因為管理員接著說,他會為我在八月底時把書櫃運到街上以供回收。我只是笑著,即使「德語不好」,還是對他說謝謝。

這個對話是個契機,值得多談談背後的思考。身為外國人,在一般德國大眾眼中,似乎還是會在某個時刻,擺脫不了德語不好的形象,例如在面對某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德國人認為,這是個德語好的人就能解決的問題。我並不是德國人,但我可以想像,有時候甚至連母語為德語者、只是有外國移民背景的人,也會面臨被認為「德語不好」的窘境。

當一位哲學教授被德國警察痛毆

除了對外國人的成見與刻板印象,還有更赤裸的暴力在德國日常中的種族主義運作。二○一八年七月,一位以色列裔的美國來的巴爾的摩大學哲學教授伊查克.約翰南.梅拉美(Jitzchak Jochanan Melamed),應邀到波昂講學,他戴著猶太的「基帕帽」(Kippa),行經波昂大學後的皇家公園時,被一位反猶的德國人辱罵並攻擊。同行者報警,警方很快來到,結果,四位警察直覺認為梅拉美才是發動攻擊者,遂以暴力將這位手無寸鐵的教授制服。

事後,警察辯解說,之所以採取暴力,是因為梅拉美意圖反抗。

梅拉美反駁道,警方說謊,他完全沒有反抗的可能,「我不只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五百被動被制服」。幾位警察不曾給他任何解釋餘地,立刻攻擊了他,即使他一直大喊著警察找錯對象,他才是受害者,還是停止不了警方暴力。警察將他打倒在地,戴上手銬,並朝他臉上痛毆了幾十拳,其中一位警告他: Don't get in trouble with the German police!

事後,梅拉美仍然走入波昂大學的講堂,舉行了「史賓諾沙的思想中的超驗的神」講課,除了滿臉是血跡與瘀青外,他的演講一如以往的專業,但是在場的師生們都被嚇壞了。他在網路上公佈了這件事,以及自己遭受痛毆後的自拍照,他寫道:他不會害怕德國警察,一九四二年時,他的祖父母及父母必須害怕德國警察,可是今日他不會再害怕了。

這件事引起德國政壇地震。北萊茵邦內政廳長洛伊(Herbert Reul)指示對涉入警方展開調查,警察局局長親訪梅拉美致歉,幾位警察已被調離現職。在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梅拉美表示他對德國每日發生的無數歧視感到憂心,並質疑,倘若這事件的受害者不是一位來自美國的大學學者,而是任何一位普通人的話,是否可能引起一樣的重視,以及對本案的深入調查。

波昂的民眾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七月十九日,許多市民號召下,上千人戴著「基帕帽」上街,以表示對警方的抗議,並呼籲德國社會應該反對一切形式的反猶主義及種族主義。

這個案件,在目擊者的作證下,證明是警方的錯,而更糟糕的是,事後警方更謊稱受害者反抗才使他們必須採取暴力。問題是,一位戴著「基帕帽」的白人男子,為何在衝突中被警方自然而然認定為攻擊者?這其中如果不是某種反猶主義的成見作祟,很難解釋。

一件事更顯得出其中的反猶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作祟:那四位警察中的一個,被調查發現,他在之前參與了G7高峰會的鎮暴,那次鎮暴警方對於示威抗議群眾採取了非常暴力的流血鎮壓,媒體多批評為執法過當。而那位警察,在勤務前,以無線電對他的同僚說:「你們要來場總體戰嗎?」(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

那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鼓吹德國人民投入侵略戰爭的名句。這起「意外」中的反猶太主義、警察暴力、法西斯戰爭崇拜及敵我區分,就在這句看似無心的口號中顯露無遺。

然而,二○一九年三月,波昂地檢署宣佈,中止針對警方的調查,因為警方對待這位教授的行為,是依警察法得採取的措施。

當一位手球國手及藥師被殺害

再從一個悲劇,談德國的種族主義及排外。

馬爾娃.埃爾– 雪碧妮(Marwa El-Sherbini),出生於一九七七年的埃及,是埃及國家手球隊的成員。但她除了是頂尖運動員外,還讀了藥學系,是一位專業藥師,就讀大學期間,並且是學生會發言人。這樣一位能文能武的學生,可說是一流的菁英。

她的先生歐卡茲(Elwy Ali Okaz),是一位研究基因的科學家。二○○五年,這對夫婦移民德國,因為先生在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找到一份研究工作,兩人並於隔年德國生下小孩。這是一個完美的移民典範:都是高教育程度的專業人士,成功融入德國社會。

二○○八年八月,埃爾– 雪碧妮帶著她的小孩,在德勒斯登一個公園的兒童遊戲區,一個俄羅斯裔的德國人維恩斯(Alex Wiens)朝著她挑釁,罵她「伊斯蘭份子」、「恐怖份子」、「賤貨」。路人見到這個衝突報警,警方來到現場立案調查。

二○○九年七月一日,已經懷孕三個月的埃爾– 雪碧妮出庭作證,在離開法庭時,維恩斯衝向了埃爾– 雪碧妮,抽出預先藏好的刀,刺殺她十八刀,她三歲的兒子就在現場看著母親當場身亡。她的先生歐卡茲在旁試圖制服兇手,也被刺三刀,重傷。一位法警趕來支援,拔出槍,卻對準了歐卡茲開槍,因為他以為這個埃及人才是攻擊者。最後幸好歐卡茲存活了下來。

幾天後,在柏林及德勒斯登,舉行了盛大的哀悼儀式。七月五日,埃爾– 雪碧妮的遺體被送回埃及,她終於回到家鄉。這一家人原來計劃於二○○九年年底回到埃及,因為歐卡茲已在大學找到教職。可是,種族主義毀了這個原本可以美滿的故事。

這起事件駭人聽聞,引起國內外喧然大波,不只因為受害者曾經是埃及手球隊國手,不只因為她因為外國人及穆斯林身份被歧視、攻擊、殺害,還因為她是在德國法院內被殺害的。她的悲劇顯示了,一個模範的移民家庭如何仍然必須面對難以避免的種族主義。最後這起悲劇甚至成為伊斯蘭世界與德國關係惡化的導火線,埃爾– 雪碧妮以殉道者身份在埃及被下葬,中東世界四處都有群眾上街哀悼並抗議德國的排外。

至於德國方面的反應?一開始,德國媒體刻意避開種族主義因素,只認定這是突發意外;或者,媒體與政壇都強調兇手的俄羅斯裔身份,刻意淡化其中的德國因素。而事發所在地德勒斯登,向來以不歡迎移民聞名,知名的「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運動便在此開始。雖不能認定德勒斯登所有人都是仇外者,當地的民眾也自發上街,為受害者悼念,可是,參與悼念的人並不多,可以想像當地的氣氛。

>>本文摘自《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


ScfnS7YNMzWVeebLDH2dLA

蔡慶樺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