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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Cole Keister on Unsplash

今年三月,美國爆發了史上最大的大學招生弊案。因為調查一樁證券詐欺案,涉嫌人在被調查的過程中自爆曾買通耶魯大學承辦人員安排子女就學,透過其後的調查,這起最大規模的招生弊案,涉案的被告多達數十人,為了能夠讓子女進入名校就讀,透過考試作弊或偽造體育專才讓子女進入包含耶魯、南加州和史丹佛大學等美國著名大學。

同樣的事情,無論是在美國或在台灣,其實時有所聞。但連同多所常春藤名校都一併淪陷卻是頭一遭,更成為了大學教育的一大警訊。由湯姆.尼可斯所撰寫的《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中,也提到了相關的問題。當教育成為一種商品,文憑成了炫富而非實力的證明,這個時代如此的反智也變成理所當然。

透過這本書,讓我們反思「專業」的意義,爬梳專家與公民的關係在當代何以崩解,並找回民主社會中兩者應有的相處之道。


大專院校讓學生產生能力幻覺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分數的灌水。把及格的標準降低,以免讓上學變成一件痛苦的事情,是校方用來讓學生開心,老師也不用為了要不要當人而感到有壓力的一種伎倆。一如彭博的麥克艾朵所寫道,這種讓大學上起來輕鬆愉快的偷雞作法,正好反映了學生實際上的顧客身分。教室裡的每個座位都是有標價的,是要拿來賣給客人的商品,不是學生需要彼此競爭、勝出者才能得到的寶物。

你看到最明顯的結果,就是校園裡會出現遊樂園裡才會出現的漂流河或攀岩場,當然宿舍本體也是愈蓋愈豪華,畢竟這些都是校方用以競逐學生的利器,但大學的改變並不僅限於與學習無關的各種方便。現下學生要求高分時的厚顏無恥,教授們可以說是開了眼界,但他們的求學態度與自我要求卻又很差,但這其實也不需要大驚小怪,他們本來就以消費者自居,他們購買的不是教育,而是一紙學歷。

又或者像《華盛頓郵報》的撰稿人凱薩琳.蘭佩爾(Catherine Rampell)所形容的,大學如今已經是一樁交易,當中「學生篤信使用者付費,他們覺得付了錢,就有資格要求更好的服務、更好的硬體,與更好的成績」。比起僅僅數十年前,你能要求現代學生的事情真的不多。這包括功課不能出太多,一年變成短短的三學期或四學期制,乃至於科技的進步讓上大學變得「寓教於樂」,而且還是教少而樂多。辦學一旦變成一門生意,你叫老師們的不及格分數怎麼打得下去。

或許不是每一所大學裡都可以攀岩跟泛舟,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趨勢是分數愈來愈不值錢,而其反映學生程度的能力愈來愈低。二○一一年,芝加哥大學的一項研究就顯示「如今想在大學裡拿到令人滿意的成績,真的不需要多麼努力」。

百分之四十五的學生表示在剛結束的學期裡,他們連一堂整學期需要寫超過二十頁報告的課程都沒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學生連一堂每周得閱讀超過四十頁資料的課程都沒有。不令人意外地,不少大學生都把時間拿去課外活動了。

這些所謂的「課外活動」,並不是什麼好拿來說嘴或可以充實自己的事情。很多這些活動都是那種孩子們得背著爸媽偷偷做的事情。

至於這與專業之死的關係,我必須說課業負擔太輕跟高分拿得太容易會造成的影響,應該不難想像:學生即便以漂亮的成績畢業,也無法以此推論他的程度好(再強調一次,我沒有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意思,我只是在描述美國今天大多數的學位授予狀況)。同樣撂話說「我在大學時代可是全部拿A」,在一九六○年甚具意義,甚至於在一九八○年也有一些意義,現在則是幾乎已經沒有意義。美國一份二○○九年的研究調查了兩百間大專院校,結果發現老師最常給的等第就是A,其比例較一九六○年增加了將近三成,較一九八八年也增加了超過一成。如今A跟B合計,就占了不分科別或課程中八成以上的學生成績,而且此發展還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換句話說,平均以下的成績已經絕種了。比方說二○一二年,全A已經成了哈佛老師們最常給的成績,而在耶魯,破六成的成績就算不是A,也至少是A-。你說以前有過這樣的個案,我相信,但你說整間大學都這樣視常態分布於無物,我實在是難以置信,再怎樣優秀的孩子我也不相信。

每間大學遇到這樣的指控擺在眼前,都會把球踢給其他學校。沒有一間學校敢站出來跟成績通膨一刀兩斷,因為他們這一刀下去可能會誤傷到自家的學生:誰第一個跳出改善成績失真的狀況,誰就第一個會讓自家的學生臉上無光,因為分數一旦消風,就會給人一種自家學生不如別人能幹的感覺。這一點按照蘭佩爾的正確解讀,意味著善良師長預設的分數已經不是一九五○年代的C,而是A。現在拿到A,意思比較像是你都有出席,作業也有交齊,但跟你表現出不出色沒有多大關係。

普林斯頓、衛斯理女子學院,以及哈佛等名校都設立過委員會來調查成績通膨的問題。其中二○○四年,普林斯頓曾採行過相應的政策來嘗試限制教師給A的權限,惟這個實驗性的作法實施還不到十年,就被師資群主動給打了回票。在衛斯理,人文系所嘗試把部分課程的平均成績設下B+的天花板,結果此令一出,這些課程的選課率大降五分之一,參與的系所則流失了將近三分之一的主修生。

凡是有經驗的教育工作者,都跟這個問題奮戰過多年,我也不例外。而就跟我的同僚一樣,我也還沒找出解決的方案。惟關於成績通膨,兩點最不能不知道的事實是這狀況確實存在,同時這狀況讓學生全身洋溢著不知道哪兒來的自信。這場關於成績的瞞天大謊,幾乎每一所大專院校都是共謀,而讓各校如此一錯再錯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市場壓力逼著校方得讓大學好玩,得讓學生將來找工作的時候有面子,還得讓處於弱勢的教授不用面對學生被低分點燃的怒火;其二是校方很不負責任地放大了自尊心在教育中的角色。

還請手下留情

在學生是客人的觀念上推波助瀾,以至於專業所受尊敬日減的過程中,身為幫凶的大學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鼓勵學生把第一線的教師當成平輩,然後對其進行教學評鑑。由學生評鑑老師的作法起源自一九六○年代,當是有一股浪潮在鼓吹讓學生加深對校務運作的參與感,然後這種設計就一路延續到現在。而在現今這個不分商界或教育界都很執著於數據與指標的年代,教學評鑑的使用乃至於濫用更達到空前的高峰。

對於有前提、有限度的學生評鑑,我其實願意支持。我願意在此不要臉地說一句,我的評鑑表現從教書的第一天以來,都還滿不錯的—我在海軍戰院與哈佛推廣學院都得過優秀教師獎,所以我對評鑑這件事並無私怨。同時我還當過大學裡的行政主管,看看老師們都得到學生怎樣的評語,是我的職責之一。這些年下來,我累積看過的意見也不下幾千份,各年級的同學想法我都略知一二。這些意見如果善加處理,其實可以是很有建設性的東西。只可惜實務上的教學評鑑已經有點失控,學生們品評學有專精的大學教師,就像他們在評論一部電影或是一雙新鞋。

教學評鑑常會陷入灰色地帶,意思是老師普遍會被評為表現良好,而多數學生都會喜歡大部分的課程,所以說評鑑真正要發揮效用,得觀察當中的趨勢:連續觀察幾年,你才能看出哪些老師優秀,哪些老師普通,但這還有一個前提是看評鑑的人要懂得破解評語中的弦外之音(比方說學生若說某個女老師「很無聊」,他或她心中的OS很可能是「這老師真的要我們讀完這整本書喔,她沒有要多講幾個笑話喔」。)在我自己的課上,我會利用評鑑來發掘自身教學中的優點與缺點,比方說課本要沿用還是重選,課內的講解有沒有切中要點等,還有就是我會看評鑑來確定自認一學期以來的教學表現跟學生的感受是相互重疊還是天差地遠。

當然,一個系統既然會問學生他們喜不喜歡自己受的教育,那你說這玩意兒會完全沒問題,我也不相信。大學可不是餐廳(我有時候會在評鑑裡看到「美食評論」型的描述:「統計入門課有點淡而無味,但內容有料,吃了會飽,我學伴選修了世界宗教初階介紹,上起來很刺激,像撒了胡椒」。教學評鑑會讓學生養成一個給老師打分數的習慣。等出了社會,他們也會繼續以素人之姿對專家品頭論足,全然不顧自己的專業學養明顯不足。

學生做的教學評鑑是極為敏感的一種指標,動輒就會受到雞毛蒜皮或天馬行空之事的影響,比方說教室座椅舒不舒服,上課時間會不會太早或太晚等。像這一類莫名其妙的東西就得將其濾除。話說有些學生的評語真的只能用怪誕來形容,以至於教授間會在茶餘飯後交流自己被寫過最不堪或最匪夷所思的事情。我有個同事上過一堂課是英國的海軍史,他自認說明得非常詳細,但他一名軍校學生的評語只是老師的襯衫太皺。另一位我認識的頂尖歷史學家常被嘲弄,原因是他的個子很矮。我自己是被一個大學生說過我是個好教授,但該減減肥囉(這點我其實無法反駁)。另外有個學生不喜歡我到一個程度,他(也可能是她)在評鑑上說自己會為我的靈魂禱告。

這些評語晾在這裡,你會覺得好笑,但評鑑是真的在鼓勵學生當自己是老師能力的評判者。而一旦辦學變成在討好學生客戶,大學就會遭到評鑑掣肘,沒自信或挺不住的教師就會變得像馬戲團裡的動物一樣耍起猴戲,承歡於學生膝下或至少設法別被討厭,否則萬一太有原則,不好看的評鑑會讓自己明年連課都開不成(甚至還得擔心續聘的問題)。教師奉承討好、學生成績膨脹的惡性循環,於焉成形。

學生確實應該主動參與自身的教育,不應該以當個旁觀者或資訊的接受者為滿足。廣納意見與多元想法是大學的生命線,教授們的觀點或教學能力也確實不是批評不得,但是工商業架構下的教育體系,已經將大學貶抑成一筆買賣,學生養成的觀念是要要求物有所值,而不是來這裡訓練批判精神。就這樣,各種專業遭到了池魚之殃,知識體系則成了眾矢之的,大學的意義與精神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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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死

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

作者:湯姆.尼可斯

出版社:臉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