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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短評

「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這是政治理論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其《平庸的邪惡》一書中所提的核心概念。她在書中指出,當社會上的大多數的人不思考,陷入集體的瘋狂,最終將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二戰前的納粹即是如此,而同樣的情事,在《流亡者》一書中,甚至在當下台灣都還能看得見。《流亡者》一書中,以八個短篇,描寫流亡的南越人與他們心裡那永遠無法結束的戰爭。透過流亡者的觀點,讓我們得以重新思索並體會戰爭的本質。


摘自《流亡者

「白痴。」等花太太離開後母親這麼嘟噥。那晚,當我們沿著第十街開車返家時,媽又對爸說了一次白天發生的事,他那時人在收銀檯前,忙到沒時間分心聽她們說話。聽她說到游擊隊三個字時,我腦中浮現蓬頭垢面的男人身影,一身破破爛爛的虎紋迷彩服,臉上蓄著未刮的鬍子,被蚊蟲叮得滿身是包,靠喝雨水、吃野豬和蚜蟲維生,用刺刀和波羅蜜練習近身戰鬥。我在後座開口問:「妳打算給花太太多少錢?」

「一毛也不給。」她回答,「這簡直是勒索。」

「但他們在抵抗共產黨啊。」我說;來自中國、北韓、古巴的共產黨人和桑定民族解放陣線都威脅要從國界南境滲透入侵,雷根總統在ABC世界新聞上這麼解釋過。「我們不該幫忙他們嗎?」

「戰爭已經結束了,」母親用疲憊的語氣回答,「不用再打了。」

我氣壞了,因為花太太的出現就是戰爭尚未結束的最好證明。她不知用了什麼法子,一路從舊西貢跟來了新西貢。更重要的是,我在牙醫診所時讀了《新聞周刊》雜誌,知道我們現正面臨一場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史詩鉅戰。母親的答案已經讓我夠不開心了,父親的反應更是讓我一肚子火。

「戰爭或許結束了,」他說,小指頭在耳朵裡挖呀挖,「但只要付上一筆小小的封口費,我們的日子就會輕鬆許多。」

母親一語不發,只是五根手指在座椅扶手上輪番敲打。我知道她會想辦法說服那個動作總是慢條斯理、有著一雙如烏龜般耐心眼神的禿頭父親。當天深夜,我匆匆倒了杯水,正要從廚房跑回房間時,恰巧聽見母親在關上的房門之後想方設法要打消父親的念頭。但我無暇偷聽。我們最近才在柯曼老師的課堂上讀了〈厄舍府的沒落〉3,因為怕會在漆黑的走廊上撞見殭屍,我只能快步經過他們房間,聽見母親的聲音從門後傳來:「更困難的事我都應付過了。」

恐懼要比好奇心來得強大。我關上房門,鑽進被裡,不停打著哆嗦,把暑期班的教科書通通推到一旁。我先前已經剪下棕色的購物紙袋,包住教科書封面,並在上頭草草寫上「數學」和「美國歷史」。或許母親指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前的那場饑荒,那時她才九歲。去年,電視晚間新聞報導了衣索比亞面臨的饑荒,母親一聽到,立刻對正在替她拔白頭髮的我說起另一場饑荒。「你知道我村子裡有十幾個小孩就這樣活活餓死嗎?」

她說;儘管很顯然地,我怎麼可能會知道。「老人也是,有時就這麼死在街上。有一天,我還發現以前常玩在一起的一個女孩死在她家門口。」說完,母親便陷入沉默,只是愣愣瞪著電視上方的牆壁,我也沒有答腔。這種故事我聽多了;再說,我也沒那心思發問,只要找到一根白頭髮,她就給我五分錢。所以我全神貫注在這任務上,每一根白髮都讓我離下一期的《美國隊長》又近上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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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

作者:阮越清

出版社:馬可孛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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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者

作者:阮越清

出版社:馬可孛羅